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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个科技新第一”见证改革开放30年
 

    从第一家科技民营企业成立到第一支科技股上市,从第一次成功培育出超级稻到第一次实现载人航天梦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科技发展实现了许多“零的突破”。本报选取我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100个“科技新第一”,来见证30年的发展与跨越。通过亲历者讲述“第一”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我国科技发展的艰辛与辉煌。这些“第一”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显示了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正在逐步增强,同时引领着我国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

  第一台类人型机器人

    2000年11月29日,由我国独立研制的第一台具有人类外观特征、可以模拟人类行走与基本操作功能的类人型机器人,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首次亮相。类人型机器人问世,标志着我国机器人技术已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这台定名为“先行者”的类人型机器人,高1.4米,重20公斤,不但具有类人一样的头部、眼睛、脖颈、身躯、双臂与两足,而且具备了一定的语言功能。与国防科技大学1990年研制的我国首台两足步行机器人相比,这台类人型机器人实现了多项关键性技术的突破:从只能平地静态步行,到快速自如的动态行走;从只能在已知环境中行走,到可在小偏差、不确定的环境中行走;行走频率也由每6秒1步,提高到每秒2步。

    类人型机器人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不仅可以在有辐射、有粉尘、有毒等环境中代替人们作业,而且可以在康复医学上形成一种动力型假肢,协助截瘫病人实现行走的梦想。

  第一个互联网交换中心

    2000年3月30日,中国第一个互联网交换中心在北京开通。

    2000年之前,中国计算机互联网事业迅速发展,已批准建设5个经营性的互联网络以及4个非经营性的互联网络,其中5家已开始对外服务。虽然几大网络间自1997年底已初步实现互联互通,并陆续进行了互通带宽扩容,但是由于用户、信息、网站和应用的激增,几大互联网络间互通带宽越来越不适应业务量的增长,造成用户网间互访困难,给上网用户带来了极大不便。

    中国第一个互联网交换中心的开通使中国主要互联网网间互通带宽由原来的不足10兆比特每秒提高到100兆比特每秒,这意味着制约网络速度的重要“瓶颈”之一———跨网间访问速度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第一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北斗”系统的建立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的双星定位原理也是由我国专家首次在世界上提出,而北斗星通提出的北斗一号信息服务系统则第一次打通了“北斗”民用的通道。

    2000年秋,某个周末。半个小时里,周儒欣的邻居们看到,他正若有所思地在院儿里踱来踱去,手里香烟不知不觉中续了几根。他一直在为即将要拨出的一通电话整理思路,因为这次对话将关系到我国卫星定位导航系统能否打开民用通道。

    日渐清晰的未知数

    2000年10月31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导航定位卫星“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发射成功。但就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否会对民用开放仍是个未知数。

    当年9月,北斗星通卫星导航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周儒欣携手下二十几人,通过深入论证,再加仔细分析北斗系统后,提出了北斗一号信息服务系统,为原本由军队主导的封闭系统找到了民用出口。

    早在1997年去美国考察时,周儒欣看到美国高通公司的OmniTRACS系统,租用两颗卫星的部分转化器,为长途客车与沿海渔船提供卫星定位和传讯服务,并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回国后的周儒欣开始关注北斗一号。“按照设计规划,北斗一号卫星的能力是美国卫星的八倍,如果利用起来……”但是,那时周儒欣对“北斗”的民用构想仍十分模糊。

    1983年,在我国第一颗同步卫星即将发射升空前的一天,国家863计划创始人、著名航天测量控制专家陈芳允院士,对同步卫星总师办公室的刘志逵说,能否考虑充分发挥同步卫星的作用,使其为国防和国民经济服务。用两颗卫星定位,以已知的地球半径数据和高程测量两颗卫星与目标间的距离进行定位,再传到指挥部,这在原理上是可行的。1984年,当刘志逵拿着这一计算结果汇报时,陈芳允院士一脸微笑。

    1986年初,该项目以双星快速定位通信系统为名获立项批准。1989年9月,科研人员进行了第一次定位演示。1994年1月,工程立项并根据赵耀升(现任北斗星通总经理)提议,正式命名为“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

    周儒欣说:“中国的卫星导航应用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绝大多数应用都是建立在美国的GPS之上。如果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关闭应用,后果不堪设想。作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要有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

    而中国导航系统的应用,也必将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1999年,适逢军企转制的周儒欣成立北斗星通,致力于日渐清晰的“北斗”的民用推广。

  反复斟酌的电话

    “北斗主管部门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但是具体能不能做,由谁来做还需要更高层领导的决策。”周儒欣心里明白,若不做好准备,机会则可能旁落。充满忐忑的周儒欣想起了一个人,自己的老领导———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叶正大。

    “叶老人特别好,对我国军工科技的发展倍加关注,可是非常有原则,如果他不帮这个忙怎么办?我该怎样说服他?”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周儒欣,为梳理这些问题用了整整两周。果然,叶正大的回答在周儒欣意料之中。“我都退休了,跟人家说合适吗?你又当过我的秘书,这不是‘走后门’吗?”叶正大问道。

    周儒欣认真地答道:“这件事情,我不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而是作为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美国GPS开放民用后,全世界都在帮着找问题,GPS也因此不断受益完善。反观俄罗斯,格罗纳斯系统的开放程度不高,再加上当时其经济形势不好,系统没人使用,导致军方也不好使用。开放才会有生命力,所以中国的北斗必须开放民用。通过北斗一号信息服务系统的立项建设,就可以把促成北斗开放民用的通道建立起来。”

    为周儒欣的诚意所动,叶正大毫不避讳,将此事转达给了当时主管卫星应用的相关领导。

    一个周末,叶正大来电说负责北斗的主管领导周一要听他的汇报,因工作马上要出国的周儒欣立刻决定先打个电话。可在电话中如何表达?这通电话很可能就决定着自己的计划是否可行,踌躇满志的周儒欣便下楼在院子里开始思量怎样开口。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通道,就此打通

    结果,周儒欣与北斗主管领导畅谈了四十分钟,“北斗的民用开放后对军用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对系统的发展有诸多好处,特别是将来很有可能建立更大系统,探索一些新的应用模式,为未来更大系统的建设提供一些经验……”周儒欣在电话里为北斗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不久,又当面向北斗主管部门进行了更全面的汇报。

    现在,身为上市公司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周儒欣说:“虽然在后来落实过程中我们还碰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这件事情是有开创意义的,此事的落地使得北斗对民用的开放成为可能。”

    我国的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应用起来有三大特点:快速定位、短报文通信、精密授时。在我国陆地、海洋、空中和空间的各类军事和民用可提供多种业务保障,如陆上的大地测量、地震预报、各种车辆的运输调度、森林防火、地质勘探和国土的开发、航海/空的安全航行和交通管制、空间飞行器的定位和测控,以及授时、移动通信、搜索救援等。

    2004年上半年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的实施细则后,北斗星通就拿到了北斗民用服务的第一块牌照———“北斗一号”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分理服务资质认证。

    作为第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系统的建立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的双星定位原理也是由我国专家首次在世界上提出,而北斗星通提出的北斗一号信息服务系统则第一次打通了“北斗”民用的通道。

    2007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强台风“海贝思”和“米娜”袭击南沙,南沙渔船陆地监控中心凭借北斗信息服务系统的预警功能,及时发布台风警报信息,指挥渔船紧急撤离台风海域,组织开展海上搜救和自救互救,确保了100余艘渔船、800多名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减少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北斗”被广大渔民称为海洋渔船的“保护神”。

    在2008年的抗击冰雪战役与汶川大地震的救助过程中,北斗综合信息应用服务平台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据称,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将是北斗系统的“明天”,而“这一天”的脚步已越来越近。

    ■延伸阅读

    我在哪里你在哪里

    海洋渔业是北斗导航系统应用最为成熟的领域之一。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南沙渔船船位监测系统”能够做到“我在哪里”和“你在哪里”,这两点非常适用于海洋渔业。“我在哪里”是指渔民可以通过船载设备实现自主定位;“你在哪里”是指岸上的人可以通过卫星知道渔船在哪里。

    “南沙渔船船位监测系统”发挥了北斗系统的独特优势,综合集成移动通信、地理信息、电子商务等高新技术,构建了一个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主要由网络化运营服务中心、岸基监控台站、船载用户终端三大部分构成,不仅为捕捞渔船提供导航、航海通告、遇险求救、海况、渔汛等增值信息服务,而且为渔业管理部门提供船位监测、科学调度、紧急救援指挥等功能,还能为渔业经营者提供交易信息、物流运输等服务,特别是船位监测、船与船之间、船与岸之间、船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双向通信融为一体。

    “南沙渔船船位监测系统”把渔船出海捕捞纳入了全程安全监控,从而可减少涉外纠纷、海损事故的数量,大大提高了海上救援的成功率,大幅度提升了海洋渔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第一次破译水稻遗传密码

    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科技部2001年联合宣布,我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率先在世界上完成了水稻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图”和数据库。专家认为,水稻遗传密码的破译,不仅是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也是我国科学家为人类做出的一项重大贡献和基因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水稻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维系着世界上半数人口的生存,含有4.3亿多个碱基对的水稻基因组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日本1998年起主导实施了由1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水稻基因组计划,而美国和瑞士的公司也实施了相应的水稻基因组计划。

    作为水稻的发源地和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从去年5月起,我国科学家毅然加入竞争行列,独立开展水稻基因组研究。和目前国际上其他水稻基因组以日本粳稻为研究对象不一样,我国水稻基因组以袁隆平院士培育出的超级杂交稻为测序对象。

    承担并完成这一世界课题的是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生物信息学中心,主要合作单位有中科院遗传所、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等。在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超级水稻基因组计划进展迅速。截至目前,科学家们已测定约22亿个碱基对的序列,序列和基因的覆盖率均达95%以上,90%的区域准确率达到99%,完全符合“工作框架图”的要求。

    更为可贵的是,全部数据即将在网上予以公布,向全世界免费公开。“我担心服务器可能堵塞,因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可以来查阅。”项目负责人于军教授说。

    水稻基因组是迄今进行的植物基因组测序中最大的,约为人类基因组的七分之一。

  第一次成功培育出超级稻

    提起湖南,人们总会想到“鱼米之乡”的美誉。然而,人们还清楚地记得,1976年三系杂交水稻推广前,具有同样地理气候优势的湖南,水稻亩产仅仅300公斤;30年后,亩产800公斤的超级稻,已遍布三湘四水……

    2008年10月,超级杂交稻在示范区跃上亩产900公斤大关,“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笑的格外灿烂。

    说起杂交稻的演变过程,袁隆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系法像包办婚姻,两系法像自由恋爱,超级稻有点儿像独身主义”。

    然而,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稻”,从亩产400公斤到600公斤再到900公斤,这位貌似农民而内心却燃烧着如火激情的科学家,探索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播下梦想

    1960年,袁隆平在湖南省安江农校当一名普通教师。

    这年盛夏,中国大地,正横卷着一场时达3年的饥馑。天灾人祸面前,学农出身,拿着工资、守着农业试验田的袁隆平,同样吃不饱肚子。

    说起研究杂交稻的初衷,袁隆平说:“上世纪60年代,我在湖南省安江农校当教师时,曾亲眼看见过5个饿殍,两人倒在桥下,两人倒在田里,一人倒在路旁。我当时梦见我们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饥饿让袁隆平对水稻充满了遐想,但是教过遗传育种、作物栽培的袁隆平,深知按照传统经典理论,水稻没有杂交优势,因为它是自花授粉作物,一株水稻只要一开花,雄花自然就会给同株上同时开放的雌蕊柱头授粉。

    难道,水稻真的不能杂交?

    冲出“无性”

    偶然的发现挑战传统的经典理论。1960年7月,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早稻试验田里,袁隆平偶然发现一株水稻植株与众不同。怀着好奇的心理,第二年春天,他把收获的这株植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上年发现的那棵“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袁隆平欣喜若狂,既然自然界存在“天然杂交稻”,那说明水稻和其他异花授粉作物一样,也具有杂种优势!袁隆平当即决定跳出“无性杂交”学说的束缚,着手进行水稻有性杂交试验。

    想起年轻时的那股干劲,时至今日,袁隆平仍然感慨不已。

    然而,要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却非易事。在水稻开花季节里,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在稻田里寻寻觅觅。1964年7月,袁隆平和助手终于在稻田里惊喜地寻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植株。然而,从1964年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后,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

    难道是技术路线有问题?或是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猛地,他心里一亮:如果跳出常规稻的小圈子,重新选用亲本材料,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常规稻杂交,那结果又将如何呢?

    攻克“三系”

    1970年11月23日,袁隆平和助手在海南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找到一株雄花败育株,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袁隆平如获至宝,因为这对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来说,无疑找到了突破口。

    1972年,袁隆平与同事们一起率先育成我国第一个实用水稻雄性不育系及保持系“二九南1号”;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水稻雄性不育恢复系,至此,三系配套难关全部攻克,一举奠定杂交稻从理论到现实的基础。

    随着杂交水稻“优势关”“制种关”的相继攻克,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的梦想离现实愈来愈近:1974年育成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究出一整套生产杂交种子的制种技术;1976年开始,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稻平均每亩增产20%%左右。

    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震惊了全世界。

  夺取“两系”

    三系杂交水稻的成功,举世欢呼。袁隆平没有骄傲,更没有止步,他感到三系法虽然大幅度增产,但也存在着配组不自由、种子生产环节多、复杂等不足,他决心开展新的攻关,提出了育种方法从三系向两系再向一系迈进的战略设想。1987年,两系法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袁隆平出任责任专家,领导全国16个单位开展协作攻关。

    任何研究的突破,总是一波三折,两系法的研究同样如此。1989年夏,气温遭遇了历史上不同寻常的连续低温,这对两系法在田间的实验,是一个致命打击,因为两系法杂交水稻对温度特敏感。此时,袁隆平沉着冷静,查找资料,分析问题,仔细思考,终于拨开云雾,提出了解决办法。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大面积生产应用,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达5000万亩,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拿下“超级稻”

    当全国农业界还在为两系法兴奋不已之时,袁隆平又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研究超级杂交稻,这是水稻育种的“第三次革命”。1996年,我国启动了“中国超级稻研究计划”。

    为全面开展超级杂交稻研究,在分子层面探索超级稻秘密,2000年5月,科学家宣布,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启动。2002年4月4日,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杂志在京联合举行通报会宣布,中国科学家独立自主成功绘制出水稻基因组图谱。“水稻图谱的绘制,是所有参与者通力协作、尽力拼搏、呕心沥血的结晶。”现在说起“水稻图谱的成功绘制”,作为超级杂交稻基因组计划的“领军人物”,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主任杨焕明仍然强调这一点。

    经过5年攻关,2000年,超级杂交稻达到农业部制定的第一期目标,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700公斤以上;2004年,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800公斤的第二期目标;百亩示范片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也将在2010年提前实现。

    今天,中国杂交水稻走出国门,正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缺粮问题发挥作用。至今,已有东南亚、南亚、南美、非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或引种,种植面积达150万公顷,增产效益十分显著,被世界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袁隆平不仅时刻守望着国人的“饭碗”,世界人民的“饭碗”也装进了袁隆平的心中。

    掂着沉甸甸的稻穗,细说着水稻从三系到两系再到超级稻的蝉变,袁隆平坦言,改革开放30年,是杂交水稻在中国乃至世界最快速发展的时期。

    改革开放30年,不仅是杂交水稻发展的最快时期,也是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成就斐然的时期。矮败小麦技术体系突破育种“瓶颈”,转基因抗虫三系杂交棉取得重大突破,杂交大豆研究取得重大进展,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科技创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必将在中华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延伸阅读

    两次挫折

    成功与失败总是相伴的,袁隆平也不例外。正当不育材料秧苗研究搞得如火如荼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袁隆平心爱的水稻雄性不育试验“当头一棒”:几年积累下来的700多株珍贵不育材料秧苗,一夜之间被人全部拔除毁坏。

    时隔30多年后,袁隆平仍清楚地记得那一天。

    很多人认为,这下袁隆平该死心了。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在泥田里呆坐了许久后,袁隆平想通了:重新再来。

    1973年,袁隆平开始进行杂交水稻大田生产试验。看着试验田比周围水稻植株高出一大截,袁隆平心里格外高兴,似乎看到了杂交稻增产的绝对优势。然而,1个月过后,他的算盘再次落空了,试验田水稻“只长草,不结谷”。一些同行送来了冷嘲热讽:“可惜人不吃草,要是人吃草,杂交水稻的优势就太可观了!”

    面对这种质疑,袁隆平显现出从未有过的自信。他不厌其烦地给出科学解释:“从表面上看,试验是失败了,但从本质上看,试验是成功的。”

    第一颗微小卫星

    2000年6月28日下午6时37分,一颗名叫“航天清华一号”的微小卫星顺利升空并进入7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29日凌晨,当卫星首次飞越北京时,清华大学卫星地面站成功地实现对卫星的信号捕获,又顺利地进行软件上载。7月3日,地面站收到遥感图像数据。标志着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光学遥感和无线电通讯系统工作状况良好。它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微小卫星研制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体现了大学发挥学科综合优势,参与航天科技发展的广阔前途。

    “航天清华一号”的身体是那样娇小,只有0.07立方米的体积,50千克的体重,是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清华大学与英国萨瑞大学联合研制的,除了重量轻、体积小,它还具备研制周期短(约1年)、成本低、功能密度高的特点,体现了微小型航天器技术向“更快、更好、更省”发展的趋势。

    国家航天局表示国家鼓励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在国家航天政策指导下,在航天行业的集中统一管理下发展各自优势,积极参与中国航天活动。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清华大学企业集团和清华同方股份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微小卫星研制和技术开发的“航天清华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第一家网上银行

    1999年9月,招商银行率先在国内全面启动“一网通”网上银行服务,建立了由网上企业银行、网上个人银行、网上支付、网上证券及网上商城为核心的网络银行服务体系,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首家开展网上个人银行业务,成为国内首先实现全国联通“网上银行”的商业银行。

    第一辆自主概念车

    1999年6月,第一辆由中国人设计、开发的概念车麒麟诞生。

    这是由中国工程师采用最新技术,在国内研制,特别为中国市场设计的整车。这一概念车型从最初对5个城市的客户的意见抽样汇总,并汇集国内各地群众对汽车需求的意见后,进行图纸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制作黏土模型,项目历时1年零4个月。该车具有车内空间宽敞,后备箱大;满足不同驾驶者需求;结构设计简单,降低保养费用,适应客户对象的购买力;底盘很高,适合于农村道路等特点。

    第一次网络高招

    1999年8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6个省、市的200余所高校使用“全国高校招生系统”在CERNET上进行第一次网络招生获得成功。

    第一台千亿次高性能计算机

    2000年7月25日,继美国、日本之后,中国成为第三个具备研制高性能计算机能力的国家。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峰值运算速度达到每秒3840亿浮点结果的高性能计算机神威I,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据悉,该系统在当今全世界已投入商业运行的前500位高性能计算机中排名第48位。

    这个被命名为神威I计算机系统的可缩放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主要技术指标和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中国在巨型计算机研制和应用领域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并打破了西方某些国家在高性能计算机领域对中国的限制。

  第一次合成超重新核素

    2001年11月23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的科研人员在新核素合成和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突破:首次合成了超重新核素259Db,使我国的新核素合成和研究跨入了超重核区的大门;首次在国际学术刊物上确认了β-缓发裂变先驱核230Ac,率先登上了核科学家梦寐以求的缓发裂变岛。这两项成果已得到国际同行专家的好评。

  第一根百米高温超导带材

    与国际科研热点相比之下,落后的科研硬件设施、微薄的工资显得苍白无力。我国超导科研领域智力外流非常普遍。有研总院的超导人不得不面对与国外工程实验室数十倍经费差距的残酷现实。    

    能玩转“超导”的,在学术界和工业界恐怕都会成为响当当的人物。而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有一位科研人员告诉记者说,他们那里有一支研发超导材料的国家队。

    研发超导材料,可以说是对高温超导输电、磁悬浮列车等世界新兴工业领域的技术积淀。20年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这支国家队长期活跃在国内外超导科研的大舞台上。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们积淀10年,于2000年底“淬炼”出我国第一根百米长铋系高温超导带材。

    在有研院很多科研人员看来,植根在老一辈超导材料专家中,那种热爱科学、吃苦耐劳的科研精神,自由、开放的学术思想,是催生科技第一的内生动力。

  高温超导课题组有本难念的经

    1988年底,一部很不起眼的中篇小说发表在由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上,小说名为《超导》。作者是钟道新。2000年初,根据钟道新小说改编,由王志文等领衔主演的同名电影《超导》公映。

    剧中著名物理学家林亚眠教授领导着青年物理学家贝小知、熊无忌等人组成了“低温俱乐部”,克服经费不足等重重困难,开始向超导课题发起猛烈进攻。与此同时,国外几个最优秀的,装备、经费最充足的科学家群体也正向这一尖端科学堡垒发起最后的攻坚……

    事实正是如此。

    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里,有研总院的一帮超导人一直面对的是与国外工程实验室数十倍经费差距的残酷现实。

    不仅如此,据当年高温超导课题组里的年轻人介绍,由于当时国内尚不发达的工业制造水平所限,高温超导带材课题组完全从零起步。

    有研总院的超导人有一本难念的经:没有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成熟资料,没有带材扎机的技术方案,没有大型专用热处理设备。在国外同行看来,这些最基本的技术和设备都不具备就搞超导,不可想象!

    20世纪80年代是超导科学探索富有成果的10年。到了90年代,由于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超导关键技术获得快速突破变为可能。一场激烈的超导竞赛业已拉开帷幕……

    时过境迁。老一辈的著名材料科学家,如今已是鬓发花白、年过古稀,不再在有研院任职。曾经一马当先、挑战高温超导带材极限,当年有研院的中青年专家,业已离开了超导材料研究中心。

    “有研总院的超导研究能一路走过来,离不开老一辈专家。”有研院的科研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那个科研硬件条件不尽人意,生活环境艰苦的时期,老一辈专家的精神和学术引导,对实验室里青年人的积极影响及所创造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没有什么能拖住超导国家队的后腿

    1987年,美国休斯顿大学物理学家朱经武带领的小组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领导的小组先后研制成临界温度约为90K的超导材料YBCO(钇铋铜氧)。此举燃起全球科学界对超导工业应用的渴望。

    一阵超导热开始席卷全球。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审时度势,抽调麾下分散在材料、化工、电子等多家科研单位40余名优秀科研人员,迅速组建超导材料研究中心,盯住具有巨大工业应用潜力的高温超导研究。很短的时间里,有研院就拉好了架势,在带材、块材、粉材等全部材料领域全面推进。

    据不完全统计,“八五”“九五”期间,我国对超导研究的投入在两三千万人民币。而据记者了解,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超导科研的投入远远高于这个数量级。

    上个世纪90年代,超导材料研究中心被公派出国后回国的青年科研骨干只有一位,当年超导材料中心博士的工资水平,往多了说每月不到400元人民币。这与在国外的大型超导工程实验室工作的收入悬殊之大可见一斑。

    与国际科研热点相比之下,落后的科研硬件设施、微薄的工资显得苍白无力。我国超导科研领域智力外流现象普遍存在。一位有研院科研人员对记者坦言:百米超导带材攻关10年间,超导中心大量科研人才流向海外,屈指算来,干到2000年的不足一成。

    然而,事实证明,没有什么能拖住北京有研总院超导国家队的后腿。

    老专家们说过的话依旧让有研院的年轻人记忆犹新:“为什么有些领域能够坚持到现在?搞得还挺好!学生无论本领多高,只能称之为高材生。学生走了,只要这些老师还在,这个领域就不会颠覆。”

  迈出实验室:洞察工业市场动向

    紧跟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大跨步:90年代末,旗下优质资产证券化,股票首发上市流通,“变身”有研硅谷公司;2000年1月26日,有色金属研究院又率先在原经贸委10个国家局管理的242家院所中第一个完成企业登记注册,领回了工商执照。

    有研硅股(600206)今年8月30日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已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22.724万股……

    原来的工业科研院所正准备在市场环境中大显身手。

    种种迹象表明,专制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洞察工业产品市场动向的嗅觉更加灵敏。据记者了解,在刚刚研制成功百米铋系高温超导带材后不到一年,超导材料中心就开始转向更具工业价值的第二代高温超导材料———钇系高温超导带材的开发。

    目前,有研院已准备和有关部门合作,组建超导前沿技术实验室。实验室将引进超导领域国际顶尖的学术带头人,负责开发更具工业应用前景的钇系高温超导材料。据记者了解,一位当下就职于美国知名公司的华裔超导课题组负责人已准备应邀回国工作5年,他开出5年的薪金总额是800万元人民币。

    从重大标志性成果———第一根百米长铋系高温超导带材到第二代超导带材,从智力外流到人才引进,有研总院的超导人念着一本将科研推向工业化生产的超导经。迈出实验室是何等艰辛:当年超导课题组为得到一个准确的工艺参数连续测试几个月是常有的事。“别人做一百次试验能成的,我们恐怕要做一千次试验。当时装备不行,控制精度成问题。”有研院的一位科研人员回忆说。

    没有带材扎机的技术方案,高温超课题组就邀请有研总院加工领域的专家帮助反复研讨论证。

    没有大型专用热处理设备,院里也没有合适人选,课题组就在外面聘请热处理炉设计制造专家和他们联合研发,并最终制造出了大型专用热处理设备。

    ■延伸阅读

    1000米的高温超导线材出炉

    2001年12月1日,三条各长1000米的高温超导线材的出炉,标志着我国超导产业化有了重大突破。

    清华大学于2000年投资1000万元,建立了应用超导研究中心,在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韩征和博士的领导下,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研制成功了340米的高温超导线材。此次建成的高温超导线材生产线具有年产200公里的生产能力;所生产的高温超导线材单线工程电流密度大于6000安培/平方厘米。

    高温超导材料的通电能力是普通铜材料的100倍以上,具有制成器件体积小、输电损耗小、重量轻、效率高等特点。它正被广泛地用于研制开发新一代超导变压器、超导电缆、超导电机、超导磁分离装置、超导磁悬浮列车以及核磁共振人体成像仪等超导应用产品。

    第一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主战机

    飞豹(歼轰-7)飞机是由中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一飞院)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点型号飞机。它是目前我国载弹能力最强、航程最远、作战半径最大的歼击轰炸机,可挂载多种精确制导武器和非制导武器,可实施敌防区外远程精确打击。1999年,“中国飞豹”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飞豹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拥有了一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备空中立体精确打击能力的主战机种。

    飞豹飞机以其优良的性能,已成为我军目前战机中外挂武器最多、火力最强的攻击力量,极大地提升了我军航空武器的威慑力和战斗力,也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新型歼击轰炸机的能力实现了又一次新的跨越。

    飞豹创造了我国飞机研制史上许多新的纪录:开创了我国全机数字化设计的先河,设计出我国航空史上第一架全机数字样机,此举标志着我国飞机设计手段的革命和与国际先进水平全面接轨。首次在国内实现全机电子样机协调和预装配,实现了飞机研制从设计到生产的无纸化模式,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提高了设计生产精度,降低了研制成本。

    1999 第一支科技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科研机构转制,标志着我国科研机构运行机制开始了根本性转变,它将有利于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道路,以此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

    1999年3月19日,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作为独家发起人的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6500万股社会公众股挂牌交易,发行价为每股8.54元,上市开盘价即19.88元,当天即上冲至22.68元,并报收于22.35元。在大盘大幅下挫的当时,“有研硅股”表现出了稳健走势,起到了稳定大盘和人心的作用。

    “有研硅股”是1999年全国发行的第一支股票,而它被载入史册的理由是我国大型科研院所独家发起上市的第一支股票。

    十年加速发展

    3月份的天气刚开始回暖,但有研全院上下的“温度”更高。“全院上下,热情很高。”一位有研总院的工作人员回忆道,在当时这是天大的事,因为大家看到院里有了一个大发展的好机会。

    集成电路及硅材料被称为“吞金”产业,具有高速度、高起点、高资金投入以及高回报的特点,作为当时国内唯一能生产大直径硅单晶和抛光片的单位,有研总院已经建成了一条高水平生产线,但生产规模却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当时有研硅材料的技术水平在国内领先,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地位,但这是一项“高技术、高资金”门槛的产业,尽管有研有了一定的市场,但是规模做得不大,这是由有研总院的资金实力决定的。

    转制上市后有研硅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扩大生产,形成了更大的规模和效益。单晶炉从几台到几十台;从只能生产4到6英寸抛光片,到目前8英寸抛光片生产规模达6000万平方英寸。

    上市近十年来,有研硅股完成了从单一研究向产学研相结合实体的转变:销售收入从最初的3000万元增长到2007年的7亿元,员工人数从130人增长到650人,开发出多领域、多品种的半导体材料系列,承担了“九五”“十五”多项硅材料重大课题。

    分体上市成模式

    细心的人会发现,与钢铁研究总院等院所的整体上市不同,有研总院走的是“部分上市”的路线,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有研硅股的前身是半导体硅材料研究室,有研总院内称“401室”。有研总院当初也考虑过全院上市,但因为有色金属设计的领域广、涉及的材料种类多、研究领域多,有研的领导认为,只有把最突出的主营业务拿出来,才能吸引股民更多的注意力。

    事实证明,有研总院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有研总院通过有研硅股的上市很好地完成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任务。1999年有研硅股上市时,有研总院投入公司的净资产8000多万元,除去已获得的2880万元分红,目前持有股份市值6亿元,同时有研硅股净利润指标近几年也呈快速增长趋势,2007年净利润为6000万元。

    组建了有研硅股这样的实体上市后,有研总院又先后组建了有研稀土、有研亿金等新高科技实体。募集来资金为一个领域带来高速发展,有研正是在看到这种模式后,逐渐明确了思路。目前有研控股的公司有8家,这些公司资产占院里70%%,每年创造的价值也占全院利润70%%以上。

    这就是“401”对其他研究室的促进作用,作为产业化的主力,这些公司并没有放弃研究,反而更专注于产品升级换代开发。

  半年就上市

    1999年,中央提出全面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置,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和机制。国家决定对10个国家局所属的242个科研机构实施管理体制改革,这一举措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得到各界人士的认可。

    然而在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一页被掀开时,社会上的声音却不是这样。以前“吃皇粮”是吃不饱,也饿不死,但真正面临转制成企业时,甚至会有人问这不是“邪门歪道”吗?

    其实,有研总院的科技体制改革之路始于1985年。从1952年到1985年,有研总院的一切花费均由国家承担。1985年,国家开始推行科技体制改革,作为第一批试点单位,有研总院的事业费逐年减少,到1990年减拨到1985年基数的30%。

    1999年之前,在经历阵痛与苦涩的过程中,有研人明白了改革的意义,更明白了自身的使命,一系列高科技研究成果在这一过程中相继面世。

    转制之后,上至领导班子下到老百姓都在想,怎么朝真正的企业发展?怎么找出路?怎样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加速高科技产业化进程?怎样才能打破科研旧体制,进一步深化院所改革?

    这时有消息透露,国家为支持院所转制定了一些上市名额。有研院所领导,当即展开准备工作,生怕错过这次机会。由于这一工作也得到了有色金属工业局、科技部、发改委以及证监会的支持,所以从开始准备到上市不到半年。

    充分释放“第一生产力”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后,有专家认为,科研院所与资本市场对接,是中国高科技产业滚动发展、不断壮大的必由之路。大型科研院所走进资本市场,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群将形成,这是中国未来经济最可靠、最有潜力的增长点。

    有研总院进入资本市场说明证券市场开始真正注重知识经济了。这将会使中国证券市场的内在价值得到提高,有利于改善产业结构。科研院所步入资本市场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深化,将有效地解决长期以来我国科研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使科研从实验室真正地步入大市场,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增量动力。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经过30年不平凡的历程,目前已经形成了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和科技中介机构等各具优势和特色的创新主体,科技系统结构布局得到重大调整。2006年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68.3%%,企业研发人员占研发人员总量的65.8%%,2007年中央级转制院所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全国技术市场成交总额2226亿元。

    借助资本市场,实现科技腾飞,已成为转制科研院所的发展精要。打破旧有体制,使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

  ■延伸阅读

    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的中国收藏

    1984年11月14日,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设立,并向社会公众及职工发行股票。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共筹集50万元股金。

    至今,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精致华美的橱窗内,陈列着记载世界各地资本市场发展进程的各种标志性物品,其中就有一张制作精美的中国股票———飞乐音响股票。1986年11月,邓小平将这张股票赠送给当时的美国纽约交易所总裁约翰?凡尔霖,以此向世人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决心。

    第一次克隆神经性耳聋疾病基因

    1998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克隆神经性耳聋疾病基因。湖南医科大学中国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功克隆了以高频性听力下降为主要特征的神经性耳聋疾病基因,并在国际学术权威杂志NatureGenetics上公布。耳聋是人群中发病率最高的疾患之一。据统计,约有1%的青年出现听力障碍,到60岁发病率增加到10%,在75岁以上的人群中发病率高达50%。严重早发型耳聋约有50%与遗传缺陷相关。整个人类耳聋基因有40多个,现已被克隆的只有5个。

    专家介绍,这一克隆成功具有巨大的科研和开发价值。其成果在临床上用以开展产前诊断,防止神经性耳聋向下代传递,开发基因药物,进行基因治疗等,均具有广泛应用前景。此成果即将应用于门诊。

    克隆成功的以高频性听力下降为主要特征的神经性耳聋基因,已申办了国际专利保护。

    第一口大陆科探井

    位于江苏省东海县境内的中国第一口大陆科探井于2001年8月4日上午隆重开钻。几代科学家想在中国境内打一口科探井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科学钻探是为地学研究目的而实施的钻探,它是通过钻孔获取岩心、岩屑、岩层中的流体(气体和液体)以及进行地球物理测井和在钻孔中安装仪器进行长期观测,来获取地下岩层中的各种地学信息,进行地学研究。

    如今科学钻探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开钻典礼拉开了这场继人类上天、入海之后,向地球内部开战的人类史上又一壮举的序幕。

  第一例成人神经干细胞自体移植手术

    一位40岁的女性患者被锐器刺入脑内深达10公分,造成了严重的颅内伤,病人不久出现了脑部双侧压抑受损的精神症状,出现了定向障碍,认知能力受到明显影响。这位女患者被送进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里。

    研究人员抽取出病人脑内的异物后,冲洗异物上附带的碎片脑组织,进行克隆、分离,在病人体外培养出病人的脑神经干细胞。

    2001年6月17日,神经外科医生采用核磁共振扫描导向的立体定向技术,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为患者进行了创伤很小的神经干细胞移植。病人术后恢复平稳。

    这是世界上第一例成功完成的成人神经干细胞自体移植手术。这标志着在国际生物高科技革命的竞争中,我国的神经干细胞基础研究和应用已经跨入了脑修复再生医学的新门槛。

    第一次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这是一项从一开始就引起举国关注的奖励,这是一项迄今为止以国家名义颁发的奖金额度最高的奖励。这项奖励让我们记住了那些最应该被记住但却常常被忘却的人,它还会让我们认识和了解更多这样的人……

    “没有想到,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就是科技的春天。”2001年2月19日,第一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万众瞩目中诞生。

    当国家主席亲自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交到埋头苦干了一辈子的科学家手上时,相信很多中国人的视线,第一次长久地停留在了这些早已习惯低调的人身上。他们或许已白发苍苍,可他们仍然在思考世界最前沿、最尖端的问题;他们的表情或许淡然得让很多人意外,可胸中对于科研探索的热情却始终在熊熊燃烧……

  越是第一越是低调

    众所周知,袁隆平院士是中国研究杂交水稻的开拓者,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第一人。西方世界将杂交稻称为“东方魔稻”。他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

    然而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当年袁隆平赴京领取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时,穿的还是一套过时的西装。“他就是这样,从不讲究。大家都劝他买一套好点的西装,好说歹说,他才花800元买了套打折的西装。这成了他每次出席重要会议的礼服。”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跟随袁隆平多年的唐俐回忆。

    吴文俊院士在拓扑学的示性类、示嵌类的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是拓扑学中的奠基性工作。国际拓扑学领域曾产生过几次影响深远的“地震”,其中一次即由吴文俊引起。多位菲尔兹奖获奖者,在自己成果为数不多的引用中都提到了他的方法。上个世纪70年代,年近60的吴文俊开始研究数学机械化问题,当前国际流行的主要符号计算软件都实现了吴文俊的算法。

    就是这样一位数学界的“战略科学家”,当时经中国科学院推荐准备参评时,“文字材料并不是很厚,可能比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材料都要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吴文俊的学生高小山感慨。

    得知自己获奖后,吴文俊院士依然很低调:“我个人领这个奖感觉到受之有愧,有很多人比我杰出,他们更应该获得这个奖。”他进一步说:“我们国家有很多成就突出的科技人员,有些人的科研成果影响大,超出了学科范围,甚至超出了科技本身;有些人的成就是世界性的,他们的成果大大增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对于他们来说,某些奖项不足以表达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对于他们成就的感激之情。对于这样的人,国家应当有一个综合的评定。所以,我理解国家最高科技奖有终身成就奖的意思。这与一些科技发达国家的奖项的设立也是接轨的。”

    袁隆平院士也说:“获奖令我深感荣幸,可我更为国家设立这个大奖的英明举动高兴!”

  设奖要少规格要高

    国家为什么要在上个世纪末进行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时,设立500万的国家最高奖呢?显然不仅仅是要制造“科学明星”。

    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刘燕美介绍说,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80年代设立了国家科技进步奖,90年代又设立了国际科技合作奖。国家科技奖励为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科技进步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1986年第一次颁发科技进步奖时,当年奖励的项目达1761项,以后每年也有七八百项左右。”国家科技奖励的规范化、科学、公平、公正的评审制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逐渐地,大家都用奖励来作为衡量一个人、一个单位的贡献标准。因此,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科研人员评职称、评院士,甚至确定退休工资,都和奖励挂起钩来;有的人科研项目还没启动,首先就考虑报奖的排名问题;一些不法分子也以奖励的名义,趁机招摇撞骗……

    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颁布以来就在酝酿的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似乎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

    1998年,科技部向国务院提交了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提出:应当加大对科技拔尖人才的奖励力度。

    当时,国家科技奖励特等奖的奖金额度为10—20万,而1994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何梁何利基金奖的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奖金高达100万港币,远远超过了国家科技奖。

    “我们期望科技奖励制度改革要能够突出对在一线工作的拔尖人才的奖励,一方面要能够真正改善科学家的个人生活,同时又能支持他继续推进科研事业。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国家最高奖500万奖金中50万归个人,450万用于研究。”对于奖金的划分,刘燕美这样解释。

    1999年7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批转《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方案》。从2000年开始,新设立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由国务院发布决定,由国家主席签发证书……

  几分慎重几分认可

    仅有名义和形式上的“最高奖”还是不够的,评审的公平、公正和权威性,才是对最高奖最好的支撑。

    推荐、初评、层层答辩、筛选、同行专家实地考察、汇报考察意见……“记得我们准备好答辩的演示文稿,去请吴先生修改时,他并没有提具体意见,只是说:‘这个事是重要的’,给我印象很深。”似乎是想起了吴先生郑重的表情,高小山露出了笑容,“如果只是和数学界的人竞争,吴先生的成果有相当高的创新度,获奖应该说没有什么悬念,然而和其他领域那么多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参评,我们并没有把握。”

    刘燕美也透露了一个细节:“当时对袁隆平院士研究培育的杂交水稻的品质和口感受到了质疑,后来就现场煮了一锅饭请评委品尝……”

    评审委员会除了严格实行专家轮换制度、回避制度外,还采取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最能体现最高奖分量的地方,就是评审专家的普遍认同,通过一次性投票,要求2/3以上评委通过才能获得最终认可。”刘燕美说。

    无可置疑,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设立明显提高了社会对科学家、对科研事业的关注度。“有一次中央台的一个娱乐节目,其中一个问答题就是问当年最高奖的得主是谁,参加节目的小朋友自信地答出来了。”谈到这儿,刘燕美一脸的欣慰……

    新的奖励制度还规定,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只设一、二等奖,每年获奖项目总数从原有的800多项减少到不超过400项。

    新的奖励制度,诚挚地向每一位醉心于科研并有所成就的人致意,在这份敬意中,我们看到了科技在推动共和国不断前进的过程中独有的风采。

    ■延伸阅读

    工人农民站上国家科技奖奖台

    2007年,3名普通工人和农民首次站上国家科技奖的奖台,摘得3项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获得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3项科研成果分别是:上海宝钢股份宝钢分公司炼铁厂工人韩明明的“金属检测和自动除铁新技术”、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工人王洪军的“王洪军轿车钣金快速修复法”、河南滑县农民企业家李官奇的“利用大豆饼粕生产大豆蛋白质纤维”。

  第一个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系统

    1998年,我国研制出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系统。这是我国高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完全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它是从发射到接收集数字视频、数字音频、数据和交互式业务于一身的数字传输系统,标志着我国已系统地掌握了这项国际竞相角逐的高技术,奠定了我国电视产业升级换代的技术基础。

    第一个中国3G标准 

    因为没有自己提出的标准,中国在第一代(1G)和第二代(2G)移动通信产业上付出了沉重代价。从基站、交换机到手机,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格局基本被欧美通信巨头把持,通信网络建设几千亿人民币的投入中绝大部分被外商赚走。

    2008年8月24日,北京。奥运圣火熄灭。在“鸟巢”场外值勤的奥运志愿者,近在咫尺却无法看到闭幕式的盛况,他们习惯性地拿出TD手机收看起了电视直播,此前16天里“擦肩而过”的那些赛事,他们也都是通过TD手机了解到的。奥运快讯、奥运视频点播、无线宽带上网、手机电视、手机对讲……TD让科技奥运伴随着每个奥运志愿者度过了难忘的16天。

    2008年8月28日,上海。磁悬浮列车遽然加速,疾驰而出,在时速达到431公里/小时的时候,视频电话通了。电话的一端是在列车上采访的记者,另一端是大唐电信集团的工程师,TD-SCDMA通话和视频流畅自如。

    这两个片段的背后,是改写中国移动通信产业进程的伟大突破……

  截稿前提交方案

    时间上溯到1998年。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大唐电信集团一幢白色小楼里,有一群人正在酝酿事后被证明是改写中国电信史的一次大动作。

    因为没有自己提出的标准,中国在第一代(1G)和第二代(2G)移动通信产业上付出了沉重代价。从基站、交换机到手机,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格局基本被欧美通信巨头把持,通信网络建设几千亿人民币的投入中绝大部分被外商赚走。

    如果在第三代移动通信(3G)的竞争上,中国民族通信业不在标准上超前,1G和2G的被动局面将会再现。

    1997年年底,国际电信联盟(I鄄TU)向全世界宣布:3G标准提案的截止日是1998年6月30日。对于早已经涉足3G的欧美通信巨头来说,角逐3G市场志在必得。而对中国相关部门和大多数厂商来说,这仍将习惯性地被认作是一次缺席的赛事。

    大唐电信集团不甘心弃权,为之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最终研发提出了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提案。1998年初,原信息产业部确定TD-SCDMA成为我国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并支持其成为第3代全球移动通信标准,参与ITU角逐。此时,距离6月30日的标准方案提交截止日只剩下3个月时间。

    时间相当紧迫,大唐人为此开展了艰苦卓绝、可说在国内前无古人的标准起草工作。直到6月29日下午,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才在这份名为“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建议”的文件上签名。6月30日下午,在截稿前的几个小时,大唐将这份代表中国3G方案的标准发送到国际电联。

  TD一路突围

    各国一共向ITU提出了15个技术方案。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ITU相继又召开了几次会议,对各种标准提案进行了筛选和技术研讨,大唐代表中国提出的TD-SCDMA一路突围而来,个中艰辛一言难尽。

    面对外国通信巨头“把中国提出的TD-SCDMA标准扼杀在摇篮之中”的企图,中国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明确表示:如果中国标准不被采用,中国也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支持自己的标准,仍然要采纳运用TD-SCDMA!中国政府的坚决支持改变了国外公司的态度。2000年5月5日在土耳其举行的ITU全会上,投票表决结果揭晓:由中国大唐电信集团提出的TDD模式的TD—SCDMA系统,被采纳为国际3G标准之一,与欧洲提出的WCDMA和美国提出的CDMA2000同列三大标准之一。至此,中国真正拥有了第一个电信国际标准!

    掌声响起了,整个会场沸腾了。远隔万里的北京学院路40号也沸腾了!一位华裔美国代表团成员紧紧握住大唐代表的手说:“中国终于有一家公司可以拿着口袋向全世界收知识产权费用了!”国际标准的确立,意味着中国人在一直是由外国人制订游戏规则的全球电信市场上第一次有了话语权,这是中国信息产业历史上的第一次!

  将产业化进行到底

    TD-SCDMA标准被国际电信联盟采纳,只是TD发展之路的第一步。大唐电信集团深知,标准不实现产业化,就只是空中楼阁上的一纸空文,民族通信业的崛起还远未成功。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大唐电信集团开始着力将其推向产业化和商用化的道路。2001年,TD-SCDMA标准被3GPP(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化组织)接纳,成为被全球运营商和制造商认可的标准。

    2002年,大唐电信集团集中优势资产成立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全力进军TD产业。同年,我国发布了3G频率规划,为TDD方式(时分双工方式)共计规划了155MHz频率。3G频率规划的出台为TD-SCDMA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充足的频率资源,也是我国政府为支持TD产业发展所释放的积极信号,意义重大。

    加快推进TD-SCDMA的研发和产业化,就一定要建立能够推动和保障TD-SCDMA发展的有效机制。2002年10月,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大唐电信集团联合8家中国通信企业发起成立TD-SCDMA产业联盟。初步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TD-SCDMA产业联盟在TD-SCDMA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曾对此做出重要批示:“企业自愿发起组成产业联盟,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TD-SCD鄄MA技术的发展,推动产业化进程的做法,我赞成。如获突破,将标志我国从模仿型技术进入拥有自主技术和标准的大跨越,希望能见到这一突破和跨越。”

    此后的两三年,政府相关部门相继启动了TD专项测试工作和TD规模网络技术应用实验,以实现商用为目标全面推动和检验TD的研发和产业化成果。通过这些一环紧扣一环的试验和测试,推动了TD-SCDMA研发、产业化的成熟,也带动了我国移动通信产业链的发展壮大,增强了我国信息产业总体竞争力。

    2007年,大唐移动成功推出商用版本的TD-SCDMA全系列产品和全覆盖解决方案。然而,独木难成林,为了推动TD产业链的发展壮大,作为TD核心技术拥有者和行业领军者的大唐不求独善其身,先后与海内外数十个企业签署TD合作协议,带领产业链上企业携手共进。

    各方的不懈努力,TD终于迎来了试商用的历史时刻。2008年,世界最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10个城市正式放号。北京奥运会上这些城市的TD消费者已经体验到TD-SCDMA实验网的优质服务。TD-SCDMA经历了奥运大考的检阅。

    ■延伸阅读

    TD商用时间表

    2007年4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韩国SK电讯访问时向北京的大唐电信集团成功拨打首个TD-SCDMA国际视频通话,标志着TD已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

    2008年5月,韩国总统李明博莅临大唐电信集团参观了“中韩TD-SCDMA通信合作项目”。

    同年11月,中国移动斥资百亿元在国内28个城市的TD二期设备招标结果出炉。

    第一批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1998年,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审议并原则通过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汇报提纲。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汇报提纲,组建上海生命科学院、组建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组建国家天文观测中心等首批12项知识创新试点工作启动。

    第一个分断能力达到125kA的断路器

    在低压电器元器件中,断路器是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其中塑壳断路器和万能式断路器占绝对优势。HUM8系列塑壳断路器是环宇1998年以后开发的新产品,该系列产品是集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新制造工艺技术为一身的高新技术产品,其技术性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该产品额定电流从10A到800A,可有效地对电力传输、分配设施及用电设备进行可靠保护,确保用电合理、科学、安全。其特点是体积小,分断能力高,最高分断能力可达125kA,是目前国内该类产品实现的最高分断能力,填补国内空白。

    2000年12月,“环宇”研发的第一种规格HUM8-250A样机终于出来了,他们兴冲冲地带着10台样机,来到甘肃天水长城电器实验所做国际标准的125kA分断能力检测。遗憾的是样机一通电流,便“砰”的一声爆炸了,除了两台作为备份外,8台样机无一幸免。

    环宇人没有灰心,也没有埋怨,请来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天津传动研究所的权威人士帮助分析问题,寻找原因。

    2001年,他们再次来到甘肃天水,结果皆大欢喜,125kA实验全部通过。

    1998 第一架自主研制的先进战机

    二十寒暑砺剑成,一飞冲天举世惊。在我国航空史上,歼10成为第一个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战斗机。从引进模仿到改进创新,国产战斗机终于摆脱了米格模式的影子,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11月7日上午10点,第七届中国珠海航展,数千观众屏住呼吸仰望天空。

    两架银灰色歼10战斗机先后起飞,似离弦之箭,划出两道优美的弧线,很快消失在云层中。等到再次出现在大家眼前时,两架飞机已成两条平行线,从遥远的天际俯冲而下,轻巧而飞速地从大家眼前掠过,流线形的机身熠熠发亮。

    在现场的一片惊呼中,歼10飞机增加了垂直上升滚转、小半径水平“8”字、小航线落地等几个高难度动作,并专门以斜筋斗的飞行方式向观礼台致意。

    “歼10飞机的表演非常激动人心,特别精彩!”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现任歼10系列飞机总设计师杨伟说,“歼10飞机还将不断致力于推进系列化发展,让各方面性能更优化更强大,用途更广泛。”

    “勒紧裤腰带也要搞”

    “勒紧裤腰带也要搞!”要造21世纪先进的战机,就是从这句豪言壮语开始的。

    上世纪80年代,相关部门提出要造一架适用21世纪的先进战机,而这样一架自主研发的战机,其所需的人力物力远远超出当时的国力所限。但当时国家领导人听后,极具远见地批示了这么一句话。

    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是歼10飞机上马的决策者。1982年,他听了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邹家华的汇报后,提出投资5个亿,要搞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飞机。

    1986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发文件,批准歼10立项研制,代号为十号工程。研制任务交给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业内也称611所)。

    当时,国外先进的第三代战机开始装备并应用实战,而我国航空工业面临的现状是水平低、基础差、人才断层明显,军用战机落后国外先进水平不止一个20年,就是在这样的起点上,新型战机研制的先驱者们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创举———研制适应跨世纪作战环境的第三代歼击机。

    “要研制自己的飞机”

    据说,在歼10立项研制之前,有人希望通过国际合作,请外国人帮助研制新一代战机,但由于战斗机是国防能力的集中表现,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严密封锁,外国专家一句话没说便扭头走了。

    “以前我们的飞机研制都希望请外国人来参谋参谋。”但在歼10飞机的研制过程中,国家要求研发人员一切以我为主。

    据杨伟介绍,从第二代战机到第三代战机,跨越非常大。从气动外形布局到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从综合化航电武器系统到计算机辅助设计,歼10飞机完全“脱胎换骨”。

    据说,歼10飞机与其他第三代战机有过实战演练:两架歼10战机与“敌”机在长空较量4个回合,均先“敌”发现、先“敌”锁定、先“敌”开火,空战对抗取得4∶0的全胜战绩。

    身形矫健的歼10采用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气动外形,机头多了一对被称为鸭式翼的小翅膀。

    要做灵活动作,就要求战机不稳定,而飞行的安全又要它稳定。“这两个是一对矛盾,要取得折中靠什么呢?就是靠鸭式翼,再加上电传操作,灵活性与安全性歼10都具备了。”杨伟说,这种全新的气动布局达到了良好的翼身融合,尤其是真正实现了“无忧虑操作”和“双手不离杆”,达到了一种随心操作、人机合一的境界。

    更值得一提的是,歼10机头直径比较大,这意味它可以载的雷达孔径就比较大了。雷达孔径大了,探测距离就会远,可以携带中距、中远距的拦射导弹,或者带着近距的格斗弹在空中作战。

    通过几千次的试飞,歼10战斗机实现了我国战机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跨越。它是我国航空史上,第一个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战斗机。中国的航空工业从引进模仿到改进创新,终于摆脱了米格模式的影子,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现在世界上能够独立制造战机的国家只有4个,美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

    “给中国人壮胆的飞机”

    试飞员身穿橘红色飞行服,走向战机。点火、滑出、加速、拉杆,飞机跃出地平线,刺向蓝天。20分钟后,新型战机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平稳降落在跑道上,整个机场一片沸腾。

    1998年3月23日,歼十首飞成功。当晚,研制现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经过12年日日夜夜的努力,歼10飞机终于翱翔天空,应该说这是航空工业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歼10作为中国空军历史上最富传奇和神秘色彩的歼击机,倾注了太多人的心血和情感。

    从事这项工作的航空人不计名利,甘守寂寞,十几年如一日,默默地工作着。其间,江泽民同志也曾到现场视察,为默默奉献的歼10工作者而感动。在现场,江泽民同志动情地说了一段话:这些年,你们在这里静悄悄地、不声不响地、坚持不懈地日夜操劳着,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架飞机是给我们中国人壮胆的飞机!

    “18岁长大参军了”

    2003年12月1日,试飞员李中华向“低空大表速”极限值发出挑战。他从万米高空以向下25度角度,全加力、超音速状态向下俯冲。到距地面不到千米时,他拉起杆,飞机机头瞬间扬起,重新驶入天空。

    这一飞,创造了国产飞机在大气层最快飞行速度的纪录———超过了运载“神六”的火箭在大气层中1300公里/小时的速度。随后,歼10还成功完成了空中启动和空中对接加油。

    对于时速上千公里的战斗机来说,进行空中加油,必须保持相对静止。尤其是授油机,要克服加油机尾涡气流的影响,将授油机探头套入只有碗口大小的目标,难度之大,风险之高,无异于飞镖穿针眼。

    影片《绝密飞行》就为我们再现了加油机漏油的后果,油料泄漏,一旦遇到火花,后果不堪设想。是否掌握空中加油技术,关系到战机的作战半径。所以,这是世界航空大国秘不外传的核心技术。

    其实,歼10是我国第一架从设计时,就开始考虑空中加油这项功能的战机。“作为一种防御性武器,如果一旦有了空中加油能力,它的进攻性就很强了,不光是对海对地的攻击能力,还具备攻势防空的能力,也就是说夺取制空权的能力就会增强。”

    2003年12月25日,歼10发射的导弹喷吐着长长的火舌,直接钻进靶机尾喷管里,凌空爆炸。至此,国产第三代战机的定型试飞画上句号。定型不久,中国第三代新型战机歼10便开始装备部队。从1986年的第一张草图,到长大参军,歼10刚好18岁。

    我国战斗机的研制,从仿制到引进再到自主创新,贯穿于改革开放30年,实实在在地迈出了三大步。这期间,某特种飞机、数据链、电子战飞机、空中加油机等一批关键装备陆续填补了空白,武器装备体系逐步配套完善,中国空军的现代化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30年前,相控阵雷达、三代机、特种飞机这些遥不可及的信息化装备,今天变成了事实,并成为战斗力的主体,正是改革开放圆了空军几代官兵期盼腾飞的梦想,推进以信息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数说歼10

    0 歼10飞机试飞中虽然也出现过不少故障和问题,但保证了飞行安全,没有发生过等级事故,创造了第三代战机试飞“零坠毁”世界奇迹,试飞安全性好于国外大部分同类飞机。

    6 李中华创造了该机最大飞行表速、最大动升限、最大过载值、最大迎角、最大瞬时盘旋角速度、最小飞行速度等6项“之最”。

    9.09 当飞行员在飞行中受到比较大的正加速度作用时,眼睛会感到发黑,看东西模模糊糊,甚至什么也看不见,这就是黑视。据统计,引起黑视的加速度最低值是2.9G,最高值达9.1G,大多数人在5G左右。李中华在歼10试飞中曾达到了9.09G过载。

    第一次发现世界最早的花

    我国科学家在辽宁省北票地区发现迄今世界最早的被子植物化石———辽宁古果。1998年11月27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公布了这一重大科学发现,同时在封面上刊登了这株“世界最早的花”的化石照片。

    科学研究表明,被命名为“辽宁古果”的这种原始被子植物,是古双子叶植物亚纲的一个新属、新种。它比以往发现的早期被子植物化石还要早1500万年至2000万年。尤为珍贵的是,辽宁古果化石清晰地显示了胚珠(种子)被心皮包藏这一被子植物的典型特征,无可争辩地被国际古植物学家认定为:“迄今首次发现的有确切证据的世界最早的花。”

  第一次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

    1998年10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命名为雅鲁藏布大峡谷,其罗马字母拼写为YarlungZangboDaxiagu。同年12月,中国科学家实现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取得了一批科学考察重要成果。

    地处藏东南的深5382米、长496公里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是1994年初,经我国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共同合作发现,并于同年4月16日经过科学论证确认为世界第一大峡谷。部分中国科学院院士指出,我国发现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是20世纪末国际上一次重大的地理发现。还有院士强调,如果说我国出土的秦兵马俑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艺术高度发达的见证,那么,雅鲁藏布大峡谷则是新发现的大自然中具有科学意义的世界第一大奇观。

    第一次参与国际空间探测活动

    1998年6月3日由中美等国家共同研制的“阿尔法磁谱仪”由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送入太空,在太空进行反物质和暗物质的探测。

    阿尔法磁谱仪(简称AMS),是人类送入太空的第一台磁谱仪,由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领导建造。AMS能精确测量宇宙中带电粒子的动量和电荷,其核心部分是中国研制的一台用钕铁硼材料制成的大型永磁体,由中国科学院电工所、高能物理所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研制完成。这是中国航天科技界首次参与国际空间探测活动。

  第一座数字化水文站

    2002年6月15日,黄河上第一座初具数字化规模的水文站———花园口水文新站正式启用。这是国内首个在高含沙河流上建设的水体水质自动监测站,标志着黄河水质实时监测向信息化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数字黄河”是“原型黄河”的虚拟对照体,就是借助现代化的数据采集、传输手段,把“黄河装进计算机”,进行数据集成,从而模拟、分析、研究有关黄河的自然现象,探索其内在规律,为黄河治理、开发和管理的各种方案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持。

    “数字黄河”的基础设施包括数据采集、传输、存贮管理系统,而其应用系统则包括防汛减灾、水量调度、水质监控、水土保持、水利工程管理和电子政务系统等,连接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的是一个巨型信息服务平台。

    长期以来,水文工作者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拼搏在狂风浪尖上,靠手测、目测收集水文信息。利用全数字摄影测量、遥测、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手段采集数据、图像、声音、视频等基础信息,不但提高精确度,还可以使水文工作者告别传统的工作方式。

克隆牛“福福”喜得“千金”

    第一批本土克隆牛

    中国首批本土克隆牛的诞生,使中国继日本、新西兰和美国之后,成为第四个克隆牛研究成功的国家,创造了克隆胚胎移植受胎率、妊娠出生率、繁殖成活率和群体规模四项世界第一,成为中国生物工程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五里墩,一个鲁西南的小村庄,中国克隆牛的故乡。

    6年前的一个晚上,中国首批本土克隆牛“福福”和“多多”在这里诞生,引世人注目。今天,克隆牛“福福”和“多多”正在这里享受着“三代同堂”的浓浓温情。

    代表当今生物技术水平的克隆牛,缘何诞生在一个小村庄?

  寻找基地

    2003年元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陈大元教授,收到了一份来自山东曹县的小礼物:一本印有五头克隆牛宝贝的挂历。时至今日,瞅着这本挂历,这位被誉为“中国体细胞克隆牛第一人”的科学家依然很激动。他说:“这是我们课题组的心血啊。”

    1999年,陈大元主持了“家畜体细胞无性繁殖(克隆)”研究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支持。项目既要克隆牛,又要克隆羊,在购买设备、仪器后,40万元课题经费已所剩无几。陈大元只好四处奔走,寻找养牛基地,进行合作。当时,科学界对中国能否采用成年动物体细胞克隆动物尚有争论,在百姓眼里,克隆牛更是遥不可及的谈资。要说服企业拿出一批很快就能见效益的种牛,做前途未卜的试验,并非易事。陈教授找到了天津某地,由于受体牛患病而没能做成。转道合肥,又因某些技术问题而功亏一篑。

    陈大元选择在曹县克隆牛实属偶然。从朋友那里得知,曹县五里墩村有一批牛可供试验,当地总畜牧师是山东农科院从事牛胚胎移植技术研究的马世援教授。于是,2000年12月,陈大元来到位于山东曹县的山东中大动物胚胎工程中心进行考察,陈教授对中心的技术力量和科研环境非常满意,更有山东银香伟业集团董事长王银香的支持,五里墩也因此成了坐落在田野里的“科研中心”。

    培育克隆牛

    陈大元擅长胚胎重构,马世援擅长胚胎移植,两人一拍即合,再加上王银香的支持,2001年4月,克隆胚胎移植开始进行。在接受采访时,马世援说:“此次共培养了600多枚克隆胚,但没有那么多受体牛,最后实际移植了135头,在每头牛的子宫内放了两枚克隆胚。”

    科研人员从成年牛的耳朵上取下一块体组织,经体外培养活的成纤维细胞,用其细胞核作为核供体。再从屠宰场取回废弃的母牛卵巢,取出卵母细胞,培养成熟后,去掉其中的核遗传物质,把作为核供体的细胞核放进去,完成核移植,并将其培养成克隆胚,再移到受体牛的子宫内,使之怀孕、产犊。

    2002年初,先后有14头体细胞克隆牛降生,成为中国第一批自主培育的本土克隆牛,并有5头顺利存活,起名“福福”“多多”“银银”“金金”和“动动”。陈大元介绍说,它们被称为我国第一批土生土长的克隆牛,是因为从培育克隆胚胎到克隆胚胎移植都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完成的。2001年,深圳和山东莱阳也都曾培育出克隆牛,但其胚胎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不是真正的中国本土克隆牛。

    中国首批本土克隆牛的诞生,使中国继日本、新西兰和美国之后,成为第四个克隆牛研究成功的国家,创造了克隆胚胎移植受胎率、妊娠出生率、繁殖成活率和群体规模四项世界第一,成为中国生物工程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现在说起这5个“宝贝”,陈老还是疼爱有加。

  克隆牛闯三关

    “如果说一头普通高产奶牛是一台原装品牌电脑的话,那么,克隆牛就是用电脑零件重新攒出来的电脑。这个攒的过程,涉及好几道工序,每道工序都可能受到人为因素影响,各工序中影响因素累积越多,对最后出世克隆牛产生的后果也就越不确定。所以,克隆牛最少也要闯‘三关’。”

    马世援介绍说,如何把一个完全分化的体细胞变成一个没有分化的受精卵,是克隆技术最大的难关,这好比把一张写过字的纸擦干净再重新写一样,如果有一点没“擦”干净,日后克隆出来的动物,就会出现畸形或者其它各种问题。其次就是到了预产期生不出来,胎死腹中,再就是在出生一个月内,容易发生早期死亡。

    可喜的是,这五个宝贝不仅顺利地过了关,还相继有了自己的宝宝。

    2004年3月31日,我国第一批自主本土体细胞克隆牛“福福”,在山东曹县喜得“千金”,取名“星星”,意为福星高照。过了两天,或许是为了和胞妹“较劲”,“多多”提前产下一头雄性小牛“银龙”。“星星”和“银龙”的出生,表明体细胞克隆牛与其它牛一样,具有正常的生育繁殖能力。实现了从无性到有性繁殖、克隆再克隆研究的继续进行。2006年4月,克隆牛的第三代顺利降生。

  克隆牛受青睐

    克隆牛“宝宝”诞生,吸引了养殖专业户关注的目光,他们期盼着这项技术能给奶牛养殖业带来更多经济效益。马世援说,目前我国改良牲畜品种大多沿用杂交育种手段,速度太慢。克隆牛的成功,使得许多优良品种得以大批复制。

    在生产中,克隆牛的应用价值非常大,它可以人为决定繁殖品质最优秀的牛,还可以控制性别,仅此一项就能使经济效益翻番。高品质牛的克隆胚胎生产数量几乎不受限制,而且生产成本低,从一块牛耳朵上可取下成千上万个成纤维细胞,十年八载都够用了。制作克隆胚胎的药品虽然非常昂贵,但很少的培养液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的克隆胚胎。显而易见,克隆技术应用前景令人兴奋。

    克隆牛的肉是否对人的健康有影响?陈大元说:“克隆技术和转基因动物不一样,克隆牛是用正常繁殖牛身上的体细胞代替,不带任何外源基因、激素和药。所以这样构建的动物产品对人体是无害的、安全的。”

    克隆技术方兴未艾

    我国的克隆研究起步较早,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就开展了大量的动物胚胎细胞克隆研究工作。1999年,我国第一头体细胞克隆羊在扬州大学诞生;2000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克隆山羊成功;2002年,中国克隆牛也成功了;此后,2003—2004年,中国科学家陆续克隆出牛和羊;2006年,中国农业大学和东北农业大学克隆猪皆获得成功。

    经过了10年时间,克隆技术似乎刚刚走完最初的几步。未来克隆技术将何去何从?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宁教授乐观地认为,未来,克隆技术将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很多人可能都离不开与克隆技术相关的产品、与克隆技术联系起来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克隆技术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进步是不可低估的。可以想象,克隆技术的成功率提高后,各种人类需要的高品质动物产品,都可以复制出来;治疗性克隆技术在临床的广泛应用,也将极大地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

    ■延伸阅读

    三代同堂

    不仅“福福”和“多多”享受着“三代同堂”的亲情,“小三郎”也有如此福气。

    站在“爷爷”和“爸爸”面前,4岁的“小三郎”虽有些稚气未脱,却有着同样健康的体魄。

    在“小三郎”所在的“三代同堂”之家,“爷爷”是日本著名的种公牛“神高福”,它在日本的后代超过16万头。“神高福”17岁那年(1998年),华裔科学家杨向中教授领导的实验小组用其耳皮细胞成功克隆了四头后代,取名为“大郎”、“二郎”、“三郎”和“四郎”。紧接着,杨向中小组与日本鹿儿岛良种牛育种中心的研究员合作,从“三郎”身上采集细胞样本进行第二代克隆。2001年初,“小三郎”顺利诞生。

    “小三郎”是幸运的。与它相隔1个多月诞生的另一头二代克隆牛出生不久就死于贫血和感染。而多年来,“小三郎”的各项身体指标都很正常。

    为了孕育“小三郎”,杨向中小组一共进行了665次核移植,生产出358枚克隆胚胎。他们分别给19头“牛妈妈”移植了19枚胚胎,最终仅生出了两头二代克隆牛。

  第一个“数字化可视人”

    2002年10月23日,第三军医大学宣布,中国首例数字化可视人体(Chinesedigitizedvisiblehuman)完成,并向国内外公布这套“中国可视人”数据集。这一成果为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人提供了一部目前最为系统、完整和细致的人体结构基本数据和图像资料,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本国可视化人体数据集的国家。

    据介绍,有了“可视人”,可以提高人体影像学的精确度,为疾病诊断、新药开发和外科手术方案提供参考数据。同时,“可视人”还可广泛应用于航空、体育、汽车、建筑、机电制造以及影视制作等与人体结构直接相关的行业。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和韩国掌握了“可视人”技术,拥有自己的可视化人体数据集。中国的这项研究成果为整个标本的连续断面,无节段性数据缺损,断面图像分辨率达630万像素,断面厚度达到0.1毫米,在设备的先进性,数据的完整性、代表性和精确性上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使中国正式成为第三个拥有本国可视化人体数据集的国家。

    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网络计算机

    2002年11月5日,经过1年时间的测试、实验和软件开发,中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计算机在北京推出,该产品从中央处理器到系统、应用软件等核心系统均为“中国制造”。

    由神州数码公司联合国内企业推出的网络计算机,采用了国产“方舟”牌嵌入式中央处理器,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均由国内厂商提供,是地道的“中国牌”网络计算机。

    网络计算机是一种专用于网络计算环境下的客户机,其应用程序和数据都存储在服务器上,不需硬盘、软盘、光驱等外部存储器,是一种无噪音、微型、高性价比的网络接入设备。与个人电脑相比,其主要特点:一是廉价;二是安全。据统计,两台网络计算机的价格与1台低价个人电脑的价格相当,其运用维护费用也仅相当于个人电脑的一半。同时,网络计算机因为存储设备统一设置在服务器上,有利于进行安全管理。

    随着电子政务、网络教育和企业信息化的推广,在中国出现了对网络计算机的大量需求。统计显示,3/5的使用者并不需要传统个人电脑所提供的强大功能,在中国推广网络计算机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一次合成镅-235

    1996年8月,由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和高能所合作,在世界上首次合成并鉴别出新核素镅-235,使中国新核素合成与研究进入另一个重要核区———超铀缺中子区。自然界中,铀的原子序数(92)最大,原子序数大于92的元素称为超铀元素,供研究和应用的全部超铀元素都是人工合成的。寻找并研究超铀元素对于核能的发展利用,扩展元素周期表、预言更重原子核的结构、探索天体起源、扩充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都具有重要意义,一直是世界各国科学家追寻的目标之一。镅的同位素链应该有16个核素,从镅-232到镅-247,尚存在着233、235和236三个未知环节。近20年来,世界上一些著名核物理实验室都努力接续这些环节,但一直未获进展。

    实验是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质子直线加速器上,用35MeV质子轰击钚-238靶完成的。使用氦喷嘴及毛细管传输技术收集反应产物,热后用快速化学分离除去裂变碎片,再将镅从剩余产物中分离出来,制成样品测量。通过近百个样品的测量分析,确认镅-235已合成,并测出其半衰期为15±5分钟。

    自90年代初中国首次合成新核素以来,核素图上已有8个空白被中国科学家填补。其中多在重质量丰中子区,只有镅-235处在超铀缺中子区。

    第一次构建水稻基因组物理图

    1996年6月在洪国潘研究员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在世界上首次成功构建了高分辨率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图。

    根据中国的国情、未来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当今国际基因组计划研究的趋势,国家科委于1992年8月正式启动实施水稻基因组计划,并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水稻基因组计划是一项最终在分子水平上解开水稻全部遗传信息的研究计划。水稻基因组由12条染色体组成,总长度为4.3亿核苷酸。水稻基因组计划包括三大核心内容,即水稻基因组遗传图、物理图的构建和DNA全顺序的测定。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从事水稻基因研究,其中日本已于1994年构建成功了水稻基因组遗传图,从而使构建水稻基因组物理图成为集中的研究内容和竞争的焦点。根据物理图,能够解开水稻的全部遗传信息之谜,而且通过定位克隆等技术,可以高效而系统地为农业遗传育种提供所需的重要基因及有关信息。

  第一家商业网站

    在形形色色的网站“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今天,回望第一家网站青涩的成长经历,尤其令人感慨。尽管少不了摸索和坎坷,这颗燎原的星星之火,无疑引发了我们生活方式的质变。在被网络的魅力所征服之后,很多普通人现在成为网络的构建者,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彩世界,在我们眼前展开……     

    对于现在每天都与互联网纠缠不清的人来说,没有网络的日子,似乎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也许很多人都无法相信,中国第一家商业网站的诞生,不过是十年出头而已。

    1995年10月31日,张朝阳特地选择自己31岁的生日从大洋彼岸登上飞机。回国创业的决心,让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生日更多了一份“新生”的意味。

    1996年8月,ITC爱特信电子技术公司(北京)有限公司正式注册。年底,张朝阳花了两万元人民币“攒”了一台服务器,并把这台服务器放到了北京电信(现在是北京网通)刚刚建成的主干网上———这是中国的第一台商业服务器托管,也是中国的第一家商业网站。

  踏着潮流的浪花走

    1994年,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大学的实验室里被当时的“互联网”的奇妙所震撼。

    “事实上,那时是一些校园内部网之间的互联,也不叫互联网,而叫‘信息高速公路’,”张朝阳回忆说,“我们已经可以通过unix代码和电子邮件进行网上交谈,虽然不像现在有图文界面,但即便如此简单的应用,网络的这种独特魅力也已经让我下定决心,不走正常的道路,而是去创办网络公司,回国创业。”

    “那时我就觉得,当今时代有两大趋势———顺应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潮流,一是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

    这两句英文被张朝阳写在了他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中国在线”的封面上。

    1996年7月,张朝阳正式开始了他的融资之旅。

    “那两三个月里,我经常往返于中国、纽约和波士顿之间。”张朝阳无比感慨地说,那个时候美国的风险投资人根本不相信远在中国的创业者。

    为了给投资人打电话,他在美国大街上的公用电话亭排队,他甚至尝到过被投资人赶出办公室的狼狈滋味。这个时候的张朝阳,为了拿到融资而忍受了颇多美国投资者的耍弄。“他们把我耍得团团转。”张说。

    “最终经过很长时间的接触才确定了三个比较有兴趣的投资人,而我已经被折磨得很厉害了。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很年轻,气势很强,做事情也很专注,他们三个可能就是被我眼中流露出的对成功的欲望所吸引,才给我机会。事实上,也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引荐下,我才得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

    这是爱特信公司获得第一笔风险投资,投资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蒂教授和斯隆管理学院的爱德华-罗伯特教授。

    这笔对张朝阳来讲重要之极的投资共有22.5万美元,尽管最终只有17万美元供他创业,但他终于可以开始做他想做的事了。

  在摸索中活下来

    可是,具体到做什么样的业务、怎么做,又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对此进行探索,做技术提供者,还是做信息提供者?

    防火墙软件是他第一个想到的项目,还与以色列的公司进行过接触。他也考虑过为本地企业做一些网页设计,但最终,他决定还是先做一个网站。至于这个网站开通后在上面放些什么内容,用张朝阳的话说,是“用了之后一年的时间来探索”。

    当时张朝阳的股东之一尼葛罗庞蒂还投资了美国的另一家互联网网站“热连线”。正是“热连线”最初发明了网络广告的商业模式。

    这也给张朝阳带来了很大启发,他去美国拜访了“热连线”。当时的“热连线”雇用了大量记者去采写新闻,他们写了大量高质量的短文章,图片新颖,报道方式也与当时的报纸杂志不同,特别适合数字化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流量非常大。

    但经过了短暂的合作后张朝阳发现,这种运作模式的成本也非常巨大,在他看来,这样的成本支出根本不是爱特信这样的新兴公司所能承受的。张朝阳开始思索,是自己在网站上做内容,还是建立一些链接,让访问者能够借此看到更多信息?

    他尝试着将内容用超链接的方式列在自己网站的一个栏目里,居然收到了出其不意的良好效果。

    “很多人都去看,这样我就不用做内容了,直接罗列。”张朝阳很兴奋,这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的本质———超链接。“事实上,互联网之所以能够迅速膨胀,就是靠了超链接。”

    这些链接在当时的爱特信上也有个自己的名字“赛博空间”,后来改名为“指南针”,链接的流量已经越来越大,链接上开始有了各种内容,包括新华社的新闻。“那个时候上爱特信的网民直接看到的就是超链接这个频道。”张朝阳说。

  成长,不可阻挡

    1997年的一年里,爱特信信息平台上的内容成为中国主干网CHINANET(163)上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2月,爱特信公司成功地引进了英特尔和IDG等国际公司共220万美金,正式推出“搜狐”产品,并更名为搜狐公司。在张朝阳的领导下,搜狐历经四次融资,于2000年7月12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挂牌上市。

    谁又能想到,仅仅6年之后,“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获得重大创新成果:建成并稳定运行全球第一个、也是规模最大的纯IPv6互联网主干网。

    在IPv6的设计过程中除解决了地址短缺问题以外,还考虑了在现有的IPv4协议中解决不好的其他一些问题,主要有端到端IP连接、服务质量、安全性、多播、移动性、即插即用等。

    “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的成功,为提高我国在国际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竞争中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首次在全国主干网大规模使用国产IPv6路由器,采用率达到80%,这对摆脱互联网领域依赖国外核心设备的被动局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到2.53亿人,宽带网民数达到2.14亿人,手机网民规模达到7305万人,CN域名注册量达1218.8万个,网站数量持续增长至191.9万个。

    现在,我们正大踏步地迈向提倡个性化的Web2.0时代,个人不再作为被动的客体而是作为一种主体参与到了互联网中,个人在作为互联网的使用者之外,还同时成为了互联网中主动的传播者和生产者。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与“网”同在。

    ■延伸阅读

    完成中国顶级域名注册

    1990年11月28日,在王运丰教授和维纳?措恩(WernerZorn)教授的努力下,中国的顶级域名.CN完成注册,钱天白任行政联络员。从此在国际互联网上中国有了自己的身份标识。由于当时中国尚未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联接,中国CN顶级域名服务器暂时设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

  拥有全功能Internet

    1994年4月20日,建立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科院之间的中国第一个互联网网络与国际互联网连接成功。从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鄄ternet的国家。此事被中国新闻界评为1994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之一,被国家统计公报列为中国1994年重大科技成就之一。

    第一枚国产CPU芯片

    曾几何时,大到高性能计算机,小到数码相机,我国每年数以亿计的微处理器芯片全部依赖进口,“空芯”使我国信息产业长期处于受制于人的困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科技工作者奋起直追,先后攻克一系列芯片关键技术。我国国产芯片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

    龙芯产业化基地负责人张福新最近非常忙,经常是北京、江苏两地“折返跑”。即便这样,他也非常高兴。中国几代人为之奋斗多年的目标终于要实现了———位于中科院计算所附近的全国第一家龙芯电脑实体店装修一新,寒假前将开门营业。而在几年前,别说开龙芯电脑实体店,就是整个计算机行业竟无一枚“中国芯”,中国人往往是卖一台电脑只赚一捆大葱钱……

    力排众议:治计算机“芯”病

    微处理器,特别是通用微处理器,是信息领域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有信息技术“珠穆朗玛峰”之称。然而,在龙芯之前,我国每年数以亿计的微处理芯片全部依赖进口。

    信息产业本以高附加值为特征,就因缺乏核心技术,我国信息产业往往只有2%—3%的利润,“卖一台电脑只赚了一捆大葱钱”。数据显示,每年光是个人电脑和处理器中用的微处理芯片,国外就从中国赚走100多亿美元。2004年,我国芯片贸易逆差高达400多亿元,已超过飞机、石油和汽车,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货物。

    “这不仅导致经济上受制于人,我国信息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也面临巨大威胁,黑屏事件、华中数控遭美制裁事件都是很好的例子。没有别的选择,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能自己做。”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的话掷地有声。

    1999年,李国杰疾呼“十五”期间应花大力气研制通用处理器,“错过这五年,以后就没机会了”。这并不被人看好。当时主流的声音认为,我国只能先从芯片封装和测试入手,先做一些美国甚至我国台湾地区IC企业不想做的事,等挣到一些钱,跟国外学到一些本事再考虑先进的芯片设计。

    对此,李国杰说:“芯片封装,就像书刊装订;芯片制造,就像书刊印刷;芯片设计,则像书刊创作。相对于芯片封装和制造,芯片设计利润率相对较高,且资金投入较低,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芯片企业来说,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也就在“十五”期间,国家设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重大科技专项,把集成电路设计作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突破口。2001年3月,中科院计算所拿出当年一半的创新经费1000万元成立通用微处理器———龙芯课题组,33岁的胡伟武任组长,他立下军令状:“一两年之内做不出来,提头来见。”

  独辟蹊径:夹缝中艰难破冰

    历史应该铭记这一时刻:2002年8月10日清晨6时零8分,龙芯一号横空出世。从这一刻起,中国人终于拥有了有着自主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芯片。4年后,龙芯2E通过鉴定,其主频最高可达1GHz,在64位单处理器设计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胡伟武说,目前,我国13亿人只有5000—6000万台电脑。按照目前的发展模式,5亿台电脑需要消耗5个三峡电站。为此,从龙芯研制起,他们始终坚持“性能够用,低成本,低能耗”的技术路线,立志走一条惠及大众的信息化道路。

    2005年初,计算所与江苏梦兰集团合作成立江苏中科龙梦科技有限公司,胡伟武他们称之为“龙芯梦工厂”,几个人组成“龙芯梦之队”开启了龙芯产业化的破冰之路。

    困难比想像的还要多。龙芯好比计算机的“心脏”,要想组装成整台计算机,离不开配套芯片、应用软件和操作系统的支持。刚刚博士毕业就被派去“开荒”的张福新几乎拜访了江苏、深圳等地的所有国内外电脑零配件生产企业,大多吃了“闭门羹”,即使为数不多的几家愿意支持民族芯片,也因看不到规模效应,不把龙芯的开发要求当回事,最终导致恶性循环,产业规模上不去,包括CPU、芯片组、主板等元件的价格就难以降下来,更加难找合作厂商。随着越来越多低价PC的推出,得不到大PC厂商的支持,龙芯只能在别人留下的市场缝隙中求生存。

    难则思变。在与用户的接触中,龙芯逐渐摸索出一条“市场定制”的发展策略,初期主要面向农村教育、企业终端平台、政府部门等应用领域,为不同用户量体裁衣,站稳脚跟后,开始逐步向通用桌面电脑进军。

    这一“招”果然奏效。目前已有几十家下游企业采用龙芯CPU设计出SoC和主板、整机。龙芯产品在工控、教育、网络安全等行业上应用达几十万套,其中广东海山公司第一批网络产品就有20万套,第二批订单有上百万套。

    在此基础上,龙芯推出面向个人用户的产品。2005年一家台湾公司着手设计“8英寸液晶屏,2.5英寸硬盘,成本控制在300美元以内”的龙芯迷你计算机;2007年1月,1000台售价1599元、基于龙芯2E的福珑迷你计算机开始公测;同年3月,基于该芯片的12英寸笔记本电脑被放到了台面上……

    胸有成竹:世界跃动“中国芯”

    2008年11月30日,中科院计算所楼前一大早就被各路记者围得水泄不通。当天,计算所对外发布,具有多核特点,功耗更低,兼容性更好的龙芯三号已流片成功,即将进入量产阶段,将可能用于下一代高性能计算机“曙光6000”上,这将是龙芯产业化的重要一步。

    张福新说,龙芯用于曙光高性能计算机是早晚的事。早在2007年底的国产高性能计算机“KD-50-I”中,就集成了330枚龙芯2F芯片,其理论峰值达到1万亿次。

    此外,龙芯系列芯片在国际市场上也立下了一个又一个丰碑:2007年初,世界著名半导体公司意法半导体购买了龙芯2E/2F的生产和销售授权,开创了我国计算机核心技术对外授权的先例。2008年初,法国一家企业与中科龙梦公司签订合同,订购10万台龙芯计算机,其中1000台计算机已经试产。

    目前,龙芯性能能和国际大厂同台竞技,产业基础不断加强,产业链日益完善,产品逐渐丰富,产业进入规模推广期……

    “龙芯CPU不是技术荣誉殿堂的展品,我们要打造真正的国货精品。我们要让龙芯在全世界跃动”。为之奋斗了7年的计算所研发人员展望龙芯的未来,充满了自信。

    据了解,“十一五”国家拟投资研发“安全适用的计算机芯片”,中科院计算所在开展龙芯三号多核处理器和龙芯万亿次芯片研制的同时,还将投入力量研制更有竞争力的桌面终端产品芯片。正在研制的龙芯2H计划将图形芯片核放到龙芯CPU中,形成性能价格比更高、功耗更低的单片计算机芯片。同时,计算所还打算开展与后端云计算服务器密切配套的新型网络服务终端芯片。

    正如胡伟武所言,龙芯产业化成功,将带动整个产业集群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个30年,我国国产芯片势必成为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引擎”!

    ■延伸阅读

    “本是同根生”

    星光一号:2001年3月,我国第一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码影像专用芯片问世,也是第一个打进国际市场的“中国芯”。

    北大众志:2003年12月,北大众志-863系列的CPU系统芯片由北京大学微处理器研究开发中心研制成功。

    湖南中芯:2003年10月,我国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图像与视频压缩编码解码芯片诞生。

    万通1号:2003年9月,可应用于公共服务、企业用户、校园网、政府机构、家庭及个人用户的芯片诞生。

    方舟2号:2003年8月,海淀区的电子政务领域正式推广使用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芯片的网络计算机。

    S698:2003年5月,全国首家系统级芯片(SoC)设计平台在哈工大微电子中心搭建成功。

    信芯:2005年7月,中国第一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清晰度数字视频处理芯片诞生,年产7000多万台的彩电大国终于有了一颗属于自己的“心脏”。

  第一台国产服务器

    上世纪80年代,我国花巨资购买的IBM服务器要放在专门的“玻璃房子”中,中国人不得入内,以方便美国专家24小时监控,美国专家的监控日志还要定期上交给美国政府审查。凡此种种,就是为了防止中国人将高性能计算机用于非民用目的。

    面对这样的形势,时任浪潮技术副总工的孙丕恕领军成立一个部门,开始独立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浪潮小型机服务器产品。他带领“小分队”将国外厂商废弃不用的小型机服务器一遍遍的拆卸,一遍遍的组装,终于弄明白了构造原理,确定了有关服务器的技术参数。功夫不负有心人,1993年3月,浪潮终于研发出中国第一台服务器———SMP2000。SMP2000的问世打破了国外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应用限制,降低了服务器市场的产品价格,使得服务器在中国的广泛应用成为了可能。

    第一根中国部分连入Internet的专线

    1993年3月2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租用AT&T公司的国际卫星信道接入美国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SLAC)的64K专线正式开通。专线开通后,美国政府以Internet上有许多科技信息和其它各种资源,不能让社会主义国家接入为由,只允许这条专线进入美国能源网而不能连接到其它地方。尽管如此,这条专线仍是中国部分连入Internet的第一根专线。专线开通后,国家基金委大力配合并投资30万元,使各个学科的重大课题负责人能够拨号连入高能所的这根专线,几百名科学家得以在国内使用电子邮件。

    第一条海底光缆

    1993年12月15日,中国的第一条海底光缆———从上海南汇至日本九州宫崎、全长1252公里的中日海底光缆正式开通。这条海底光缆系统通信总容量达7560条通话电路,相当于建于1976年的中日海底同轴电缆的15倍以上。中日海底光缆的开通,使中国国际通信能力增长80%%以上。

  第一款国产笔记本电脑

    在进入21世纪的前夜,中国IT界各企业纷纷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品牌化道路。联想、长城、同方、方正,这些IT企业的发展都遵循着类似的思路:技术创新,打造民族品牌,产业报国。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诗-大雅-云汉》

    明亮耀眼的太阳,充满希望,谓之昭阳。

    1995年,第一款“中国品牌”的笔记本联想昭阳S5100诞生。

    “打上中国自己的品牌”

    外资笔记本独霸市场的九十年代,作为第一款“中国品牌”的笔记本,其背后的故事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生动。台湾代工厂商的产品雏形,联想添加些自己的需求,例如手写板、改进外观、加入自己的软件,最重要的是———打上联想的品牌。

    这是平常我们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品牌”吗?联想并不讳言谈这一点:“早在1992年的时候就成立了笔记本研发小组,但1995年的时候,我们的技术并不成熟。我们只是有这个意识,要做自己的产品规划、研发和相关准备。”当时负责笔记本产品、现任联想集团副总裁的杜建华这样说。

    1995年,一台笔记本的价钱是4到5万元,是一台台式机的5倍。在那个只有少数行业客户能用得起笔记本的年代,联想看到了笔记本的发展前景。“我们认识到笔记本是电脑未来一个发展方向,因为这是人们喜欢的。”杜建华说,虽然从联想的整个研发力量来看,笔记本是花钱最多的,但其作为一种战略、一种未来趋势还是值得的,事实证明,联想人在十几年前的预见是正确的。

    于是昭阳S5100的诞生,成为联想进军笔记本市场的第一步,也让1995年成为中国笔记本电脑的元年。

    在成为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销量的冠军后,联想第一款全程自主研发的笔记本的上市,则是在10年后的2005年。对此,杜建华这样评价:“这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只有自己彻底走一遍才知道”

    2004年2月的一个清晨,联想集团笔记本系统设计经理袁康来到公司。他有点紧张,又有点豪情万丈。9点钟,他要和同事一起向老板汇报一个他进入联想以来最重大项目———昭阳A600的研发计划方案,报告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中国第一台全程自主研发的笔记本电脑的上市计划。

    整个晚上,他们都窝在公司的会议室里,核对项目时间表、新技术、新功能、研发风险等明天汇报的内容。在持续讨论了6个小时之后,一份70多页的PPT完成,一行人走出公司的时候,已经是早上4点。

    也许是准备充分,也许是公司投入研发的决心已定,汇报出奇地顺利,各项内容也几乎都得到了公司的认可。“当时就算没有说立军令状、写血书那么夸张,可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团队的负责人,也是拍了胸脯承诺这件事一定要完成的。”袁康说。

    作为一个产品级的投入,昭阳A600对当时的联想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上市时间已经敲定了,2005年3月15日,第一款全程自主研发的笔记本必须摆上货架,这个时间时刻萦绕在每个研发成员的心里。虽然之前有相关的研发准备,但这一次,要“用自己的脑袋想,再用自己的手去做一款能够批量上市的笔记本”,联想是否有这个制造能力呢?

    笔记本结构、功能、外观的整体ID设计,草模画图,软件编写,第一次样机生产测试,……研发工程被分成了无数个细小的工作,项目进度表上的任务一点点按计划完成,终于,袁康等到了去深圳进行第一次样机小批量生产的日子。而在此前,联想的结构工程师已经早早来到深圳,进行模具开发的试模工作。先用塑料做一个笔记本外壳模型,再用钢、铝等不同材料浇筑形成外壳,为了不影响工厂白天的正常生产,这样的工作都放在晚上进行。空旷的厂房里,几个结构工程师跟着工厂的老师傅看试模结果,提意见、核算、再试模、再提意见、再核算,已经持续了1个多月。

    2004年9月的深圳已是秋高气爽,但闷在合作工厂高温间里几个小时的袁康却有点透不过气来。为了进行样机的加严测试,需要将笔记本的工作温度调整到35—40摄氏度。密封的房间里,一台电热吹风机一直呼呼地吹着暖风,袁康和同事们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100台笔记本的运转。

    突然,2、3台笔记本的屏幕刷地一下变黑了!大家赶紧跑到机器前确认———显卡真的出了问题,屏幕不亮了。在等待复现的过程中,同事们开始了讨论:究竟是哪儿的毛病呢?

    设计原理图,没错。软件设计,没错。主板,没有问题。显卡?也是好的……“焊盘!是焊盘的问题!”在用排除法等各种方法忙活了半天后,袁康他们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症结所在:在主板上,7颗螺钉锁住了一个散热模块,而这7颗螺钉的安装顺序大有讲究,由于之前没有留意,才会造成主板的受力不均。“我们原来可能没意识到这么细致的问题,但这种东西只有自己彻底走一遍才知道。”袁康在回想起那7颗“闹心的”螺钉时这样说。

  “我们知道游戏怎么玩儿了”

    2005年3月15日,昭阳A600上市了。作为第一款全程自主研发的国产笔记本,A600运用了很多当时刚出来的技术:蓝牙、I盘设计保障用户安全、可反转的摄像头、硬盘保护装置……“让我们觉得最骄傲的是,现在看来,那台机器做正常的office应用依然足够,轻薄性、功能性依然不输于现在的很多笔记本。”袁康笑着评价。

    回想起当年的工作,袁康这样说:“那个时候的心理压力是有,但还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我们感觉是一个团队一起在战斗。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够紧张的。”从2003年4月到2004年4月,五一、十一、元旦、春节四个大假期,大部分人只休息了其中的一个。那个时候,袁康31岁,而整个研发团队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

    这个年轻的团队改变了联想。在此之后,联想开始了与ODM厂商(原始设计制造商)的深层次合作,开始指导供应商做自己需要的产品,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在已有的设计雏形上修修改改。袁康做了这样一个比喻:这个游戏你没玩过,你只能跟着别人玩,你买的东西贵在哪里、好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你要有话语权,必须要知道游戏怎么玩,对整个过程很清楚,而了解的最好方法是经历过整个流程,明白其中的关键点。

    从1995年的第一款“中国品牌”的笔记本昭阳S5100,到2005年第一款的昭阳A600,联想经历了10年的历程。谈起这10年来研发的道路,联想集团副总裁杜建华这样说:“我们搞研发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研发比例,而是为了自己的产品比别人好、性价比比别人高、能够占领更大的市场,这一点始终不变。”

    研发为了市场,这是联想的发展轨迹。

    1982年,IBM电脑被美国的《时代》杂志封为年度风云机器。2004年,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2007年,联想进入全球500强。20年来,长城、联想、方正、同方,我国的电脑行业企业大多从最初的代理产品开始,发展壮大。这一个个令中国骄傲的名字背后都蕴含着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创新、把握市场,才能走在时代的前沿。

  ■延伸阅读

    地下室里诞生的PC

    1984年,原电子工业部计算机管理局从科研经费中拨出30多万元的专项费用,并从电子部下属单位抽调了10几个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技术骨干,组成了“微机开发小分队”。他们在北京马甸桥附近祁家豁子的一个招待所里租了几间房子,计算机局提供了几台做实验用的机器。平时谁也不回家,吃住都在招待所里,每人每天就一块钱的生活补贴,但却要经常通宵干活。1985年4月,第一台长城0520CH微机的样机就在北京南礼士路招待所的一间地下室调试完毕。开机、启动,屏幕上彩色的图形显示、清晰的汉字字符,都令小分队成员们喜极而泣。

    第一台球形环装置

    我国第一台球形环装置SUNIST(Sino-UNItedSphericalTorus)于2003年4月5日建造成功,顺利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低环径比托卡马克的理论和实验研究”重点基金项目的验收。

    球形环又称球形托卡马克、低环径比托卡马克,简称ST。环径比为等离子体大半径与小半径之比。环径比低于1.5的装置为低环径比托卡马克,在原理上很不同于传统托卡马克的装置,它具有很多的优点,可望以较小的尺度建成聚变堆。

    该装置从建造到运转都十分顺利。这一成绩是物理所在国内率先开展并长期坚持高温等离子体和受控核聚变研究的延续,已引起国际聚变界的极大关注。

    第一辆燃料电池轿车

    喝氢排水,氢能以“零排放”带给人们新的希望———即便将来世界上一滴汽油都没有了,我们还能用清洁的氢源燃料电池开车。但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不是百米冲刺,而是厚积薄发的长跑,我国正奔跑在世界赛场的前列……

    2008年西半球的冬天有点冷,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在“寒风”中等待救援。

    经过多日的激辩,美国国会决定启动250亿美元用于促进节能汽车开发,以解燃眉之急。

    就在此时,11月27日的中国西部山城重庆却气氛热烈,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大规模推广应用工程在此拉开帷幕。

    重庆市率先政府采购10辆长安杰勋混合动力汽车,长安汽车集团预计投入100亿元用于科技创新,以加强混合动力技术、氢燃料、纯电动、生物燃料等领域的研究。

    作为一种新型的动力系统,新能源汽车曾因遭到怀疑和非议彷徨不前,甚至有一些跨国公司半途而废。而我国新能源汽车项目从2001年起步,一路走得非常坚定。

    “在世界汽车工业爬坡的时候,就看得出谁具有巨大的动力,谁能够战胜当前的困难,谁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作为资深汽车专家深谙此道,他的话语掷地有声。

    正是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大步跨越,为我国汽车企业安度危机、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引擎。

    超越的眼光

    2003年8月7日,一辆外观普通的桑塔纳2000轿车在同济大学校园内奔驰,顺利通过了科技部的验收。与众不同的是,这辆轿车安装的不是普通的内燃机,而是我国自主开发的燃料电池动力平台———这就是我国第一辆燃料电池轿车样车“超越一号”。

    “超越一号”的主持人是海外归国科学家、现任科技部部长万钢。

    2000年,当万钢决定回国时,除了“怂恿”他的几位校友和科技部官员,没多少人能理解。在德国奥迪公司打拼十年,坐上了高级技术经理的职位,却要“回家”开辟新事业,难免让人百思不解。

    然而,万钢的眼光更深邃。回国之前,他向国务院提出了开发洁净能源汽车,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建议,得到科技部等部委的重视和支持。

    “清洁能源汽车尚未形成新的工业体系,我国有机会实现重点跨越。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将来一旦进入国际市场,绝对没人敢说有知识产权问题。”万钢的目标就是,独辟蹊径,振兴我国的民族汽车工业。

    2000年年底,万钢受科技部之邀,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国,担当国家863电动汽车重大专项总体组组长,受聘同济大学并成立了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持汽车新能源技术的研究。

  超越的智慧

    当时,国内燃料电池汽车研究领域一片空白,国外则封锁关键技术,确定技术路线是难上加难。项目启动时,万钢先组织了“全球资源条件下上海市发展洁净能源汽车的资源调查和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摸清国外技术情况、分析上海产业优势后,研发团队心中才有了数,也少走了许多弯路。

    经过慎重比较分析后,研发团队决定采用以燃料电池发动机为主要动力源,并配以高功率的锂离子电池,这个“电-电”混合方案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回收汽车下坡和制动的能量,并提高燃料电池工作可靠性。

    在制氢方面,通用、奔驰等国外燃料电池轿车刚开始是利用汽油或甲醇在车上重整制氢以及液氢等供氢方式,同济大学则直接采用压缩氢的车载供氢方式,并提出利用上海钢铁、化工工业副产气体制氢的思路。事实证明,这些技术路线后来逐步为国外汽车公司所采用。

    其实,在“超越一号”的项目攻关过程中处处闪现了原创的“智慧之光”。执行节点检查,引入竞争机制,实施项目监理制,这些创新机制加快了研发速度。作为863电动汽车重大专项总体组组长,万钢还确定了电动车研究“三纵三横”的布局,包括了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的所有关键零部件和整车厂商,从新一轮汽车工业体系上谋篇布局。

    “虽然我们没有最好的零部件,但是这种协同开发,通过整车牵引达到共同发展,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万钢说,现在算起来,“十五”期间国家投到燃料电池的研发费比通用公司一年的投入还要少,但创造的效益并不逊色,这就叫“四两拨千斤”。

    超越的速度

    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马拉松比赛顺利结束时,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余卓平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观赛最让他揪心的是那辆自己亲手研制的马拉松赛事先导车,这可是燃料电池车头回儿亮相奥运赛场。

    令他满意的是,整个比赛过程中,燃料电池汽车圆满完成任务。特别是8月17日女子马拉松比赛是在大雨中进行,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可靠性成功地经受住了考验。

    “超越一号”“超越二号”“超越三号”、新一代燃料电池轿车……8年间,我国燃料电池汽车靠自主创新,大步追赶初期国外同行领先数十年的发展。

    2003年,“超越一号”亮相第五届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一举获得此次盛会的创新奖。国外花了十几年研制出来的同类产品,我国只用2年就完成了。

    2004年6月11日,全部采用863项目承担单位自主研发关键零部件的“超越二号”第一次驶出了实验室。此时距“超越一号”在同济大学起跑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同年10月,“超越二号”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第六届必比登清洁能源汽车挑战赛。首次登台就以5项优秀成绩,令许多国外汽车巨头刮目相看。

    2006年6月11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八届必比登清洁能源汽车挑战赛上,我国自主研发的燃料电池轿车“超越三号”顺利通过全部比赛程序,取得4个A的好成绩,在燃料电池汽车组拔得头筹,这标志着我国燃料电池汽车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紧接着,新一代燃料电池轿车瞄准了北京奥运赛场。经过半年多的攻关,余卓平所在的研发团队与关键零部件和整车生产商,解决了70多个实际应用上的难题。由上燃动力、同济大学和上海大众共同开发的20辆帕萨特领驭燃料电池轿车作为赛时公务用车,在奥运会上一显身手,向世人展示了自主创新的魅力。

    超越的未来

    在北京奥运会上,595辆绿色环保汽车成功地完成了奥运史上新能源汽车最大规模的示范运行。17天里,这些电动汽车累计运行202.44万公里,载客达163.05万人次,公务车执行任务654车次,并取得了零安全事故、重要事件零故障率的优良表现。车辆的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良好,性能指标国内领先,并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建立了科学、完备的新能源汽车运行保障体系。

    奥运会上的成功“练兵”,坚定了国家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信心,也让百姓对新技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正在成为市场新的经济增长点。

    “掌握了核心技术,就可以自主、快速地推进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万钢表示,“十一五”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将把近期、长期规划合并起来,形成“平台战略”的概念。所谓“平台”就是指一个国家项目产生的技术成果,所有的整车厂都能共享。

    目前,科技部正在组织实施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大规模推广工作,计划在国内10个以上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连续3年在公交、出租、公务、市政、邮政等领域率先推广使用,使我国到2010年节能与新能源示范车达到6万辆。

    新能源汽车已经上路,满载着希望悄然驶向未来。

  ■延伸阅读

    燃料电池汽车在路上

    大连:2006年8月17日,两辆燃料电池观光示范车开始在大连市星海广场投入试运行。

    该车融入数十项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以氢燃料电池为主动力,以蓄电池为辅助动力,配置多种安全保护措施。车上配有车载电视,乘客可以通过随车播放光盘了解燃料电池技术。

    上海:2007年11月15日,国内首座燃料电池车加氢站在上海安亭国际汽车城正式开业。

    加氢站的外观和加油站并没有什么区别,工人给汽车加氢的方式也和加油并无二致,只是前者把能源注入的是汽车储气罐,而非油箱。该加氢站的最大存储容量可达800公斤氢气,可连续为20辆燃料电池轿车和6辆燃料电池公交车加注氢气。

    第一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

    2003年3月31日中国首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治疗Ⅰ型糖尿病在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获得成功。接受手术的患者彻底摆脱了使用长达9年的胰岛素。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糖尿病在临床上分Ⅰ型和Ⅱ型。其中Ⅰ型糖尿病属胰岛素依赖型,这类患者由于胰岛中分泌胰岛素的细胞受到破坏,必须每天人工注射胰岛素,以保持糖代谢稳定,维持生命。临床上通常采用的内科治疗方法无法逆转其发病过程,唯一的根治手段是进行成人胰岛细胞移植。

    由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副院长谭建明领衔的课题组,独创性地确定了经门静脉肝内移植胰岛细胞的最佳部位和无激素免疫抑制剂治疗方案,攻克了成人胰岛消化、胰岛细胞分离、纯化与有效预处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接受这次成人胰岛细胞移植的是福建省福清市的一名女患者。她于9年前患上糖尿病,靠一天3次注射胰岛素维持生命。2003年1月—3月,谭建明等医学专家先后两次将经过科学提取的成人胰岛细胞植入到她的体内。首次移植后,患者胰岛素用量减少了4/5,第二次移植后仅7小时,即完全撤除胰岛素。

    此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已达国际领先水平,从而为Ⅰ型糖尿病患者找到了根治方法。经国际成人胰岛细胞移植网络中心检索,这一手术也是亚洲第一例成功的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

    第一例遥控机器人异地开颅手术

    “从国家大形势来说,这种合作是必然的。”当国家863计划机器人技术专题首席专家王田苗说出这样的感慨时,机器人,这个原本不可想象的技术已经应用在医疗、国防、航天等多个领域,造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30年的进程中,创新、结合实践需求,成为一个个机器人背后成功的关键。

    两台计算机、一个麦克风、一只鼠标……没进手术室,没拿手术刀,甚至没有印象中那种流血的场面。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全军神经外科中心主任田增民在北京的海军总医院通过计算机网络,遥控远在600公里以外的沈阳医院的机器人“黎元”,为沈阳的一名脑出血患者实施脑外科手术。病人的脑部扫描片子输入电脑,医生用特定软件设计靶点、规划手术路径,对准坐标后,机器人迅速找到位置,辅助医生进刀、定位。40分钟后,原本失语、偏瘫的病人已经能够开口说话。

    2003年9月10日,我国首例远程医疗外科机器人临床立体定向手术在北京海军总医院与沈阳医院进行。

    手术全程,站在他身边的是这套系统的主要研发者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国家863计划机器人技术专题首席专家王田苗。早在1996年,两人就开始了“默契而愉快的”合作。

    合作,一见钟情式的相遇

    “我们两个,一拍即合?或者可以说‘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回忆起1996年的那次偶遇,田增民笑着这样说。

    1996年春节,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优秀归国人员交流会,在做自我介绍时,田增民的介绍让当时获得优秀留学归国人员称号的王田苗竖起了耳朵:时任海军总医院精神外科副主任,曾赴美深造,1986年以来一直从事立体定向技术。在随后的聚餐上,王田苗走向了田增民。

    “我们心里都有那种渴望,坚信这是一个好方向,谈了一次就基本达成了一致。”田增民这样评价那次他至今还记忆犹新的、看来颇具偶然性的谈话。而在此之前,王田苗走访了很多家医院,结果却并不顺利:有的医生不感兴趣,有的医院不愿意做,但王田苗并没有放弃。“我好像就是一门心思想干这个事情,非常庆幸,我找到了田增民医生这样一个有创新精神的合作者。”

    12年后,王田苗这样形容那次谈话:“单一的事情是一次偶然,而从整个国家的大趋势来讲,这种合作又是必然的。”于是,在1996年的冬天,时代让这两个对创新满怀渴望的人走到一起,而追求他们所执着的事业的过程却并不一帆风顺。

  沉寂,执着追寻自己热爱的事业

    就是以优秀留学归国人员的那20万奖金为启动,王田苗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在最初阶段,王田苗选择了借助美国机器人的原型puma260来自己编制软件、定位算法、人机接口的方法起步。他的思路是在病人的头部设计多个定位点,医生通过这些靶点形成一个坐标系设计手术,而后机器人通过识别这几个点形成新的坐标系,如果2个坐标系吻合,其信息就可以完全映射。靶点放置的位置、靶点间的距离、靶点与病灶点间的距离都成为挑战,也需要大量的实验配合。

    初期,王田苗和他的学生经常会把像个大箱子一样的控制器、电源和机械臂搬到小车上,一起推着小车去校医院里做实验。实验的内容很简单:在人造骨头上做标定,观察机器人定位的准确度。这些工作大多要在晚上校医院关门时进行。一开始的标定对象是骨骼模型,后来是一些尸体部件,王田苗和学生甚至还用自己的身体做过X光实验,来验证标记点的不同材质和形状在X光实验成像实验中的清晰程度。

    为了了解临床需求,王田苗的团队经常站在医生旁边观看手术以改进机械和软件部分。有时会流血的手术场面对医生来说习以为常,而对于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一边看手术、一边琢磨着改进机器人并不那么容易。王田苗说:“面对流血的手术场面,对于我和学生来讲,是在克服很大心理障碍的基础上,热爱我们从事的事业、不断学习和进取精神的体现。”

    从1996年2月开始研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医疗机器人有关的学术交流会议并不多,各方面的认可也屈指可数。焦急、困惑、煎熬,在几年相对寂寥的研究中,王田苗的内心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但是我相信,热爱和执着是做科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你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同时又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会有结果的。”

  阻力,用手术成功平复质疑

    相对于王田苗的沉寂,田增民面对更多的恐怕是阻力。“这是伪科学!”这种来自医学前辈的声音不在少数。在国内没有明确的项目支持、研究成果,甚至国外都没有太多相关仪器的1996年,有着留学背景、作为当时神经外科副主任的田增民搞机器人,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冒险行为:机器人、微电子技术能达到那个程度吗?机器人会不会替代医生?手术安全、责任主体和法律问题怎么解决?……面对质疑,田增民的回答只有一个:机器人只是辅助医生手术,永远不可能替代医生,而这种将微电子技术应用于临床医学领域的趋势,是必然会成功的。

    由于白天要正常工作,和立体定向机器人相关的实验大多在晚上进行。下了班,田增民骑着一辆自行车直奔北航,夜里2、3点才回来。当王田苗在学校编制软件时,田增民则利用从瑞典买来的框架做各种病例研究,如何控制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和病人的距离,如何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确定打针过程中的推进距离等问题都成了他的重点研究内容。当机器人的理论研究在算法上取得突破后,研究进入了医学实验阶段。

    当时海军总院在装修,田增民找了一件类似仓库的空房作为医学实验室。1996年的冬天,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做实验忙活到大半夜,这对于田增民来说是家常便饭。“这颇有点地下工作的意思,有时趁着晚上我们才能做临床研究的前期工作,面对新东西人们都有想法、尤其是当时看来有点冒险性质的、不确定的研究。”田增民笑着说,有时候机器人拉过来,常常还要回避医院里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同事。

    1997年5月5日,王田苗和田增民带着各自3、4个人的小团队,聚在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的手术室里,这是他们第一次做手术。谈起这一天,田增民直言:“我没想过会失败。”直达病灶点,取出肿瘤积液,手术成功了,挤在手术室里的人都鼓起掌来。“病人戴着2、3斤重的框架手术,这种手术方法,已经进行了60多年了。摘掉这个戴了半个多世纪的框架,对病人来说是很大的福音。”田增民这样说。

    从第一代立体定向机器人的出现到今天,王田苗和田增民已经合作开发了五代机器人,其应用方面也从最初的脑外科手术到现在的骨骼、脊柱和血管介入。对两人长达十几年的、互相尊重和依赖的合作,王田苗这样总结:“国家改革开放,强调你所做的科研要对眼前的工程技术问题有所贡献,这就促使我们去交流,进行学科交叉,从实际需求中发掘科技创新点。”

    30年来,机器人研究在国民经济建设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面向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前沿高技术占有一席之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机器人的研究和应用成果正在百花齐放,它们正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健康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延伸阅读

    摘掉带了60多年的“头盔”

    在颅骨上钻四个孔以固定一个2、3斤重的“头盔”框架,去放射科做CT或核磁共振,医生将扫描回来的片子放在定向台上,对准片子中框架的坐标,用尺子量好病灶点的位置,设计术中的进刀路径后再进行手术。这是几十年来一例脑外科手术的常规流程,这个过程大多需要半天的时间。整个过程中,病人都要带着这个沉重的框架,而由于放射科和手术室的分离而造成的坐标系的变化,常常导致医生手动测量中的微小误差,方方正正的框架也会对医生的手术操作造成遮挡。

    第一代智能化“反恐防爆”机器人

    2004年6月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智能化“反恐防爆”机器人亮相广东省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交易会。

    工作人员向“反恐一号”发出排除“炸药包”的指令,便见它头顶摄像头(可供后方工作人员观察“敌情”并随时下达控制指令),四轮着地向目的地飞速前进,途中,虽有数级台阶阻于路前,但它并不慌张,而是听从指令迅速收缩四轮,将行走方式换成爬坡、爬楼梯和越障的履带,沿着一节节台阶攀上去……当它返回时已伸开手臂将“炸药包”紧紧抓住,并迅速灵巧地将其放进“排爆罐”。

    在实际运用中,“反恐一号”及另一种反恐防爆机器人“灵蜥-A”,可攀爬角度小于35°的斜坡和楼梯,可自由钻洞,可跨跃0.4米高的路障,还可根据使用要求装备爆炸物销毁器、连发霰弹枪及催泪弹等各种武器并完成相应功能,从而给恐怖分子造成重大打击。

    广州制造的反恐防爆机器人,不仅拥有领先于国际同行的“轮+腿+履带复合移动模式”发明专利,价格也仅为国际同类产品的1/3,极有希望扭转我国目前警用机器人依赖从国外进口的局面。

    第一个10米长超导电缆系统

    2003年9月30日,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完全自主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10米长三相交流高温超导电缆系统并进行实验运行,使我国跻身高温超导电缆研究开发的国际先进行列。

    高温超导电缆是采用无阻的、传送大电流的电力设施。三相交流高温超导电缆系统主要由超导电缆芯、维持电缆芯低温环境的低温容器、高电压绝缘、电缆终端、电缆低温系统及电缆的试验和监测系统组成,这一系统的所有部件和关键技术均为我国自主研究开发。

    与美国、日本、丹麦等国研制的高温超导电缆相比,虽然我国起步较晚,但在电缆的设计、绕制工艺、终端、电绝缘和低温系统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如成本低、工艺合理、交流损耗小、接头电阻小。尤其在电缆焊接技术方面,接头电阻是最低的。

  第一例试管婴儿

    “序天伦之乐事”,是人类追求的幸福。然而对一个受不孕不育困扰的夫妇来说,享受这种温馨却成为一种奢望。从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到今天,20年间,这项承载希望的技术为无数的家庭带来了童真。     

    面对蜂拥而上的记者,张丽珠阴沉着脸,不回答任何问题。

    这惹恼了记者。“有什么了不起。”大家开始骚动并说出一些不客气的话。

    这让负责接待媒体的刘平措手不及。“张教授马上要做手术,请大家理解,我可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试管婴儿的原理和过程”,她一遍又一遍地跟大家如此解释。

    “后来想想,张教授那时压力很大,万一生出来的小孩不正常或有缺陷,该如何向大家解释?”刘平回忆说。现为北医三院生殖中心副主任的她,彼时是张丽珠教授刚毕业的研究生。

    幸好,张丽珠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1988年的3月10日8时56分,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重3900克的健康女婴出生了。张丽珠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一天,是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之日。

  “优生”项目下的“试管婴儿”

    1978年,世界上首例试管婴儿诞生。当时在国内,如何有效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成为关注重点。张丽珠没想过要研究试管婴儿。

    “1982年,有很多病人找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不育的问题,那时,我觉得不育症应注意起来。”张丽珠日后回忆说。

    于是,北医三院联合湖南湘雅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向卫生部提出申请,要研究试管婴儿。

    “记得在报课题时,卫生部有个处长建议:项目不能以‘试管婴儿’的名目出现,舆论不鼓励。于是根据人口多的现实,更名为一个和优生有关的名称。”刘平说。

    这个课题名称是“人类早期胚胎的保护、保存和发育的研究”,并被列入国家“七五”攻关项目。

  12次失败

    作为妇产科医生,张丽珠每天接触到大量不孕症病人,而她们所做的大多是输卵管复通手术。手术时,张丽珠会询问病人是否愿意取卵子出来,以备体外受精用。

    尽管成功率只有20%%,但取卵是一个没有多大风险但承载着希望的过程。很多人选择了同意。

    当时,困难重重。设备、技术、资金……几乎样样都缺。

    那是一个“刀耕火种”的年代,张丽珠回忆说:“当年手术取卵只有一根针,这个用完了消毒再接着用,后来针头钝了,我就拿着针头去钟表铺,找老师傅磨尖了带回去消消毒,下次手术继续用。”

    开腹、完全凭手感寻找卵泡、卵泡抽吸液放在无菌的试管中,他(她)们开始重复的工作。

    “卵很娇嫩,为了保温要把试管放在37摄氏度温水的保温筒里。我抱着保温筒从手术室小跑步穿过北医的操场,趁着‘新鲜’送到北医组织胚胎教研室的实验室里,由刘斌教授带领大家找卵。”刘平说,“每次‘找卵’后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回来报告张教授,如果找不到,张教授的情绪就不太好。而且,没在第一时间向她汇报会受到更严厉的指责。”当时的情景刘平历历在目。

    幸运的是,他们很快找到了人的卵子。接下来就是体外受精。1985年9月,首次体外受精成功。然后是胚胎移植,然而两年多的努力却是12次失败。

    煎熬之后,总算曙光乍现。1987年,两位患者成功怀孕。来自甘肃礼县的民办教师郑桂珍成为幸运者。

    郑萌珠的诞生

    是因为中央电视台一个叫“九州方圆”的栏目,还是甘肃的某张报纸,郑桂珍得知北医三院有个做试管婴儿的大夫?目前说法不一。而这似乎也不重要了。

    总之,1987年,38岁的郑桂珍颠簸了3天3夜,辗转来到北京。偌大个北京,哪里去找张大夫?她在北京站整整呆了两天不敢出来。最后在一个知情人的帮助下,她终于来到张丽珠面前。

    此前,医生已经给她判了“死刑”:输卵管不通,终生不孕。但倔强的她依然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北京。

    “我们当时把所有可能性都跟她讲得很清楚,”刘平说,“但是她态度很坚决。”

    1987年6月24日,张丽珠给郑桂珍做了开腹手术,获得4个卵子;

    6月25日,体外受精成功;

    6月26日,胚胎移植手术成功;

    7月10日,郑桂珍出现早孕反应;

    1988年3月10日,剖宫产手术成功,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孩子出生之前,郑桂珍就给孩子取名“郑萌珠”,“萌”即“萌芽、希望”,而“珠”则是为了纪念“神州试管婴儿之母”张丽珠。

    试管婴儿方兴未艾

    中国到底有多少试管婴儿?至今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目前,全国每个省都有生殖中心,有国家正规资质的试管婴儿单位138家。据卫生部统计,从1988年到2004年,中国大陆约有1万多例试管婴儿出生。

    在张丽珠的推动下,2002年,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挂牌成立。其临床妊娠成功率30%%多,去年,门诊接待病人量达到12万人次以上,完成“试管婴儿”治疗约3500人次。刘平介绍说。

    目前,该中心掌握了世界上该领域能够开展的各类最新技术,如未成熟卵培养、着床前胚胎遗传学诊断、单精子卵细胞内注射、辅助孵化和卵子冷冻等。

    “最近几年,外国人都认为我们的技术会超过他们,至少可以说我们和国际水平是完全同步的。”刘平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职业,一开始是有幸接触,后来则全是因为感到有价值和兴趣。有那么多人因为试管婴儿有了孩子,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上图为1988年3月10日8时56分,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在北京诞生,出生时体重3900克,身长52厘米。

    ■延伸阅读

    三个试管婴儿的人生选择

    1988年3月10日,郑萌珠在北京呱呱坠地,同一年的6月5日和6月7日,第3例和第4例试管婴儿章皿星和罗优群,在湖南长沙出生。两人之前,北医三院还在5月27日诞生了第2例试管婴儿,因不愿意暴露身份,多年来已经和医生失去了联系。

    郑萌珠、章皿星、罗优群三人,因此成为目前大陆已知最早的公开了身份的三个试管婴儿。如今,他们20岁了。20年后的今天,3人同时进入了大学读书。郑萌珠在西安西京大学英语专业,章皿星在湖南师范大学金融专业,罗优群在湘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郑萌珠:我不过是在试管里呆了几天,有点高科技含量罢了

    在西安,半年多的大学生活,郑萌珠看起来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同龄人已经没什么区别,她说话幽默,喜欢和人“呛”,有点男孩子气。试管婴儿的头衔并没有让她有特别的感觉,她现在最关心的是毕业后去哪里发展。“我现在担子很重,将来父母老了,需要有人照顾。”

  罗优群:让我这个试管婴儿再“制造”出另外一个试管婴儿

    今年6月,罗优群将进入大学实习阶段。这个在湘南医学院学习的孩子作出了一个选择。“我即将进入生殖研究所实习,又重新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我自己的愿望,就是将来能从事试管婴儿研究。那个时候,一个试管婴儿再‘制造’出另外一个试管婴儿,这一定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章皿星:我希望尽量过一种低调和安静的生活

    3个人中,只有20岁的长沙姑娘章皿星坚决地拒绝了采访,这个目前在湖南师范大学金融专业读书的女孩子在短信中说:“很抱歉,我不打算接受采访,我希望尽量过一种低调和安静的生活。”

    章皿星初中时的班主任介绍,章皿星勤奋、朴实、上进,特别是语言接受能力很强,尤其是英语和语文成绩相当好。开始任课老师并不知道她是一个试管婴儿,不过细心的老师对皿星的名字满怀好奇,慢慢才知道,她之所以取名章皿星,也是取从试管里成长起来的希望之星的。

    第一套文字处理软件

    1988年,中国的IT界尚处于萌芽时期,然而,5月的深圳,中国的办公软件已经开始在这个萌动的春天孕育。一个名叫求伯君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一个宾馆的出租房间里凭借一台386电脑写出了WPS(WordProcessingSystem)1.0,这是我国第一套文字处理软件,这几万行代码从此开创了中文字处理时代。

    1988年到1995年的7年间,WPS凭借技术的领先横扫大江南北,所向无敌。WPS几乎成了电脑的代名词。书店里摆满了《WPS使用教程》之类的书,专业、非专业报刊整版整版地刊登WPS使用技巧,社会上各种电脑培训班的主要课程除了五笔字型输入法就是WPS操作。电脑几乎全部是由企业购买,企业购买电脑几乎全部用来打字,打字几乎全部都用WPS。WPS成为中国第一代电脑使用者的启蒙软件,至今,WPS如日中天的激情年代还为许多人津津乐道。

    第一台专用同步辐射装置

    1989年4月26日凌晨,我国第一个专用同步辐射装置正式建成并调试出光。从第一次向储存环注入电子束流到获得储存束流,产生很强的同步辐射光,仅用了23小时。专家们认为,这种调试出光速度在世界同类装置中是罕见的。

    这是继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之后,我国高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成就,标志着我国建造同步辐射加速器的技术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1984年动工兴建的这个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坐落在合肥市南郊中国科技大学校园内。合肥同步辐射装置的主体设备是一台能量为8亿电子伏特、平均流强为300毫安的电子储存环,用一台能量为2亿电子伏特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作为注入器。

    同步辐射是在电子储存环或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回旋的接近光速的高能电子发出的一种极强的电磁辐射。它将提供从红外、可见光、真空紫外光直到软X射线频谱范围的高强度、高稳定性的辐射。这种辐射具有强度大、亮度高、频谱连续、方向性好等一系列优异的性能,具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以及生产应用等多方面的用途。不仅可用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也适用于材料科学、表面科学、计量科学、医学、显微技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光刻等技术领域。

    第一个大豆杂交种

    2003年1月7日,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孙寰研究员为首的课题组,历经20年的不懈努力,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豆杂交种,并通过了吉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品种审定。

    这一定名为杂交豆1号的大豆杂交种,在近两年区域试验中增产21.9%%,一年生产试验增产20.8%%,示范公顷产量可以达到4000公斤以上。

    该项研究是我国农业生产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农作物杂交种的应用,使产量大幅度提高。在玉米、水稻、高梁、油菜、小麦、棉花等均开发出了商用杂交种后,大豆成为了唯一没有利用杂交种优势的主要作物,也是最难攻克的一个堡垒。

    鉴于大豆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大豆杂交优势利用研究一直是世界同行竞争的热点之一。该项研究创造了大豆界四个世界第一:第一个细胞质雄性不育系;第一个通过品种审定的杂交种;建立了第一个以“三系”为基础、高效率杂种优势利用育种程序;开发出了第一个利用昆虫传粉大量生产杂交种的制种程序。

    同时,这一杂交大豆品种,抗病性强、品种优良,制种技术基本成熟。它的研制成功,对提升我国大豆科研和大豆产业化在国际上的地位有重要作用。

    第一头转人岩藻糖转移酶基因克隆牛

    2003年10月13日,世界上第一头转人岩藻糖转移酶基因的体细胞克隆牛“岩娃”在其出生地山东省梁山县通过专家鉴定。“岩娃”同时创造了在同一头牛中转有3种(人岩藻糖转移酶基因、绿色荧光蛋白基因和新霉素抗性基因)不同外源基因的世界先例。

    据了解,“岩娃”是国家级计划课题“体细胞克隆牛与转基因体细胞克隆牛生产技术体系”项目的科技成果之一,由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生物技术实验室与梁山县山东科龙畜牧产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完成。自第一头体细胞克隆奶牛“鸾娃”降生以来,这一项目先后有28头体细胞克隆牛和转基因体细胞克隆牛降生。

    人岩藻糖转移酶是人体内催化形成血糖抗原的一种重要的酶,它的主要作用是在糖链上加上岩藻糖基因,以形成各种血糖抗原。“岩娃”的诞生,对全球性胃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将会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第一胎“试管绵羊”

    1989年3月10日凌晨1点59分,我国第一胎“试管绵羊”在塞外的内蒙古大学实验动物研究中心顺利降生。这只头部黑白相间、出生后半小时就站立吃奶的雄性小羊羔,是蒙古族科学家旭日干博士带领研究人员利用家畜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生物高新技术获得的我国首胎试管家畜。试管家畜是当代生物工程技术的一项突破性成果。

    继成功培育出我国第一胎“试管绵羊”后,1989年8月15日,又成功地培育出我国首胎“试管牛”。“试管绵羊”和“试管牛”的成功培育,这使我国从此成为继美国、日本、法国之后在世界上拥有此项技术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第一颗国际商务卫星

    1990年4月7日,中国承揽的第一颗国际商务卫星美国“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亚洲一号”卫星原叫“西联星六号”。这位“航天女神”似乎从诞生之日起,不祥的阴影就如影随形。1984年2月,她由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上天,但未进入预定轨道;1984年11月4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将她从天上捞了回来。几经周折后,由亚洲卫星公司买回来,替她找到了中国这位真心诚意送她上天的神手。

    在中国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之前,国际上只承认中国有发射卫星的能力,但对中国是否达到发射国际商用卫星的水平一直持观望怀疑的态度。所以“亚洲一号”卫星能否发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决定着中国航天走入世界的命运。

    发射后的检测数据表明,“亚洲一号”的拥有者之一美国休斯公司打了80多颗卫星,这是入轨精度最高的一次。中国,由此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3个打入国际航天商业发射领域的国家。

    这次发射成功后,有外电评论:“中国这次成功发射的意义,绝不亚于当年的原子弹爆炸!”

    第一次实现载人航天

    “神五”的成功发射,首次让太空留下了中国航天员的身影,也使许多国人在仰望太空时多了几分亲切与自信。国际空间站、重返月球、登陆火星,人类的宇宙探索还在继续迈进,而“神舟”及其后辈也将愈加迎来全世界的关注……     

    清晨的阳光撒满了广袤的内蒙古大草原。神舟五号飞船返回舱在这里安然降落,身穿白色航天服的杨利伟打开舱门,微笑着迎接四周搜救人员的鲜花、掌声和欢呼。

    历史应该铭记这一时刻,2003年10月16日。

    作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中国航天员,他在21小时23分钟的时间里绕地球飞行了14圈,行程60多万千米,比许多人一生走过的路还长。

    不过,比这更大的跨越,是中国从此成为世界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几千年的“飞天”梦想终于化为现实。

    航天基地:“世界唯一的宇宙经济特区”

    2000多年前的一场大捷过后,西汉将军霍去病把御酒倒入泉中犒赏将士,“酒泉”因此而得名。这支远征军那时肯定不曾想将有人从这里出发,行程之远超他们想象。

    开阔、偏僻而少雷雨的环境,使新中国选择在酒泉以北的内蒙戈壁中开创自己的航天事业。自1958年开工兴建以来,别称“东风航天城”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经创造了首次试射地地导弹、首次发射人造卫星和首次发射返回式卫星等多个“第一”。

    随着“神五”、“神六”、“神七”的成功返回,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工作人员自豪地表示,这里已和前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一起,成为全球仅有的三家能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发射场之一。借助载人航天的巨大影响,这座亚洲最大的航天基地近年来也加快了经济开发,甚至被境外媒称作“世界唯一的宇宙经济特区”。

    不过,神舟飞船在太空接到的每一条地面指令,却是发自首都西北远郊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这里1996年还是一片稻田,而到1999年“神一”发射前已建起了一座功能完备、人员精干的指挥部。2008年9月下旬,正当3名航天员驾驭“神七”遨游太空时,已是“超期服役”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也在月球轨道上执行任务,飞控中心悄然间顺利实现了两大航天器的同时调度。

    飞控中心所处的北京航天城,则是中国航天员选拔、训练和生活的所在,与此相关的多项科学研究也在这里进行。从毕业不久的青年到操劳多年的老者,为了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征程,无数幕后的航天英雄远离都市繁华,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飞天神舟:“中国飞船不是俄罗斯的‘联盟号’”

    从“神一”到“神四”的无人测试,到单人飞行21小时的“神五”、双人多天在轨的“神六”、完成首次出舱活动的“神七”,再到预计将完成对接的“神八”、“神九”,每艘飞船在技术上一脉相承,又各有突破。

    没有冷战的攀比刺激,而在十余年时间、一项计划之内便完成美苏当年几代飞船实现的递进,当年的正确选择功不可没。

    回到上世纪80年代,航天飞机正风光无限,被广泛视为人类最高空间技术水平的标志和下一代的载人航天器。继美国之后,苏联也研制出“暴风雪”号航天飞机,此前从未搞过载人航天工程的欧盟、日本都提出了自己的航天飞机计划。

    “863计划”启动后,中国的载人航天探索悄然拉开,选择研制哪种载人航天器的问题首当其冲。

    1988年7月,载人航天方向论证在哈尔滨的烈日下进入最后关头。经过百余位专家近10天的激烈讨论,五个备选方案“入围”。

    得分表上,多用途飞船和小型航天飞机两个方案几乎并驾齐驱,分别是83.69分和84分。尽管许多人看好航天飞机,“飞船派”也毫不让步:飞船结构相对简单,生产成本低、周期短,也能满足载人、货运及简单空间任务所需,还有返回式卫星的技术基础。

    经进一步论证,“投资较小、风险也小、把握较大”的飞船方案最终胜出,中央在1992年9月正式批准了厚达30多厘米的立项论证报告。

    “美国和前苏联都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发展载人飞船,俄罗斯目前使用的联盟TM飞船已是第五代产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志说,“神舟飞船从研制之初就确定,要一步跨越前苏联40多年的飞船改进历程,并有所赶超和创新。”

    王永志2001年在赴莫斯科出席加加林太空飞行4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介绍了中国载人航天的技术特点。在场闻听此言,他的俄罗斯导师米申院士当即在主席台上大声说道:“中国飞船不是俄罗斯的‘联盟号’,是中国自己的飞船。”

    射天神箭:“你们一定能安全顺利地进入太空”

    “小伙子们,我把你们视为自己的孩子,送你们上天,我会用最好的火箭!放心吧,你们一定能安全顺利地进入浩瀚太空!”“神五”发射前,时任飞船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的刘竹生对首批航天员郑重承诺。

    托起飞船的长征二号F型火箭,正是刘竹生用40余年实现的梦想,他和同事们11年间的心血结晶。这支“神箭”专为载人飞船量身定做,不仅体积、推力增大,更要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卫星运载火箭的可靠性需93%%即可达标,而“长二F”的可靠性高达97%%。即便如此,为使发射出现“万一”时仍有最后的生命屏障,工程人员在几乎没有借鉴资料的情况下研制出了国产的逃逸救生系统。到“神七”发射时,火箭可靠性更升至98%%,在逃逸系统作用下有99.7%%的几率保证航天员安全。

    “很难确切统计有多少人参与了‘长二F’的设计和生产。”刘竹生说,“算上生产元件的90多个厂家,恐怕不下10万人。”

    包括运载火箭和飞船、发射场、着陆场等在内,载人航天工程共分7大系统,其下又有大大小小的分系统、子系统,系统间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仅直接参与工程的单位就有110余个,涉及单位多达3000余家。

    小到航天食品、太空书写笔的研制,大到测控网和空间应用系统的建立,以及各项相关制度的完善,共同支撑着这项中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工程。而从计划启动到“神五”成功返回的十多年间,载人航天花费的总资金只有180亿元。

    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阶段,神舟飞船的研发使我国建成了较为完整的载人航天工程体系,为今后自主研发空间实验室、开展较大规模的空间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王永志表示,接下来将要突破空间交会对接关键技术,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为实施“第三步”战略任务做准备!

  ■延伸阅读

    taikonaut VS 航天员

    继进入英语的“kongfu”(功夫)等单词之后,同样出自汉语拼音的“taikonaut”,作为专指中国航天员的单词,它如今在英语中已和苏俄航天员cosmonaut、西方航天员astronaut鼎足而三,在国外媒体上广泛流传。

    国内媒体曾经常用的“宇航员”一词,也在“神五”发射成功后迅速被规范称谓“航天员”所取代。这个此前只在国际新闻和科幻作品中出现的遥远职业,通过杨利伟、费俊龙、翟志刚等一个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迅速拉近了与广大国人的距离。

    西昌VS文昌

    2009年,海南文昌将新建航天发射场,并将于2013年左右发射首颗卫星。曾成功进行包括“嫦娥一号”在内的30余次卫星发射的西昌发射场,今后将只承担应急发射任务。

    火箭发射场距离赤道越近、纬度越低,发射卫星时就可以更多地利用地球自转的离心力,通过较低的能耗提高发射速度和火箭负载。而海南正是中国陆地纬度最低、距赤道最近的地区。在文昌发射地球同步卫星,比在西昌发射时可提高10%%至15%%的运载能力,卫星寿命可延长2年以上。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变身科技园

    第一个高新技术园区

    在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郊地图上,“中关村”第一次被作为行政区划记录在册,当时只有10几户人家。这个民国初年被命名为“中官村”、曾是晚清太监的墓地,周围是庙宇和田地的村落,伴随着20世纪末中关村高新技术园区的崛起,在21世纪变成一种思想,一种“概念”,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代名词。

    青萍之末

    凡事有始终。中关村发展的起点在哪里?

    官方的记载,把1988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作为起点。而民间版本却把时间提前到了1980年,与一个叫陈春先的人联系在了一起。

    1978年和1980年,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室主任的陈春先两次到美国访问,考察了“波士顿128号公路技术扩散区”和“硅谷”。科技与产业结合的繁荣景象深深触动了他,他决心把这个“崭新的概念”引进到中国。这个概念就是将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

    陈春先行动了。他拉着同所的工程师纪世瀛、电气技师崔文栋,开始了一场打破铁饭碗的新征程。1980年10月23日,他们创造了中关村地区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80年代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民营科技企业会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呢?

    这首先要从80年代的大背景说起。1978年的两件彪炳史册的大事,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

    1978年3月,全国科技大会吹来了“科技的春天”。“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提出或重申的这些基本论断,犹如春风吹进了久旱的科技工作者的心田,振奋了整个科技界。到了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此时,中关村地区已发展成中国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宝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入的几百亿元,成就了这里一流的科研机构、科研人才,诞生了一批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清华、北大在内68所院校、38万技术人员、427个院士汇集在这弹丸之地,中国唯一,世界少有。

    而放眼世界,80年代的世界新技术革命高潮迭起,如火如荼。中国经济开始与世界经济接轨。

    天时地利人和。陈春先们迈出的第一步,逐渐引发了中国的一场新革命。

    8年征程

    继陈春先之后,现在的中关村大街,当时叫白颐路的“电子一条街”上陆续成立了上百家企业,这些企业都是在没有资金投入、没有土地投入的情况下开始创业的。

    第一桶金哪里来?只能靠贸易。于是,有人便把这条街戏称为“倒爷一条街”。

    此时,陈春先等人还提出:“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投资,要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这段话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有极大的改革气息。本质上,它把政企分开了,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使企业在市场当中真正有独立机制和行为能力,出现了多种所有制共存和多元化投资的概念,激发了科技人员长期被压抑的潜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1988年竞争上岗的第一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胡昭广,对“两不四自”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价。

    那些想打破“铁饭碗”的科技工作者,冲锋在前,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但在这些沉浮的表象背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中关村表现出来的关心和支持,直至最后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执行,也是催生中关村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关村最先引起高层注意的时间段是1983年1月。当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家科委主任方毅都看了有关陈春先的报道,都作了重要批示。其中胡启立的批示说:“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了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做贡献,一些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

    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央领导对这件事情的大力支持,引起了巨大反响。中科院和海淀区政府,对中关村地区给予了全力支持。紧接着,四海、科海、信通、联想等11家企业出现了。

    1984年5月,当时的计委主任宋平关于研究探讨在中关村建立一个把大学研究所和工业部门结合起来的开发中心的批示,提出了产学研的结合问题。

    1985年3月13日,中央发布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允许集体和个人建立科研机构,更大地推动了中关村的发展。

    1986年11月,中科院提出了“一院两制”的概念。一部分人继续搞研究,一部分人出来办科技企业,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发展成产业。第二年,中科院所属院所建立的企业达到148家,占到“电子一条街”企业总数的1/3,从业人员占了50%%以上。“把这部分生产力大大解放出来。”

    1986年6月,国家科委全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研究课题组成立。一年后,《北京中关村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调查与研究报告》完成。

    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牵头的联合领导小组,对中关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明确提出,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基础,设立高新技术开发区,采取国家不拨款,但是提供政策环境支持的建议。

    1988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全文。对“四自”给予极大肯定,对中央领导的批示采用编者按的形式公布。国家科委、北京市政府联合提出建立新旧产业开发区的报告。

    同年5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被称为“18条”的诸多优惠政策,让中关村的发展插上了翅膀。

    自此,水到渠成。中关村终于从白颐路上的“电子一条街”,演变成100平方公里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贵在“试验”

    试验区的发展有点儿“摸着石头过河”的味道。虽然有美国硅谷、日本筑波和台湾新竹的成功范例,但当时我国经济体制刚刚开始转轨,可供试验区借鉴的经验并不多。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个名称中,最珍贵的是‘试验’两个字。”“‘试验’就是给了你尚方宝剑”,胡昭广太珍惜这两个字了,这两个字让他兴奋,让他联想:“‘试验’,就是允许创新、允许改革。”所以,“从开创那天起,我们就定下走创新之路。在中关村形成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创新氛围。”

    “试验”,给了胡昭广不断尝试的勇气和魄力,一系列全新的政策和管理办法,都是在不断试验,甚至是“试错”的基础上诞生的。

    “我常和办公室的同志们讲,试验区政府的角色,做好了是‘一块小小的里程碑’,最差也是‘一块小小的铺路石’,所以我们不要怕,要大胆改革,做好铺路石。”

    胡昭广带领同事们“确立了核心价值,就是为企业服务”。试验区所有工作人员都开始与企业家交朋友,了解企业家的意愿、要求,在他们做法的基础上,总结出试验区办公室的工作要怎么做。在试验区办公室的大开间里,60多个工作人员,每个月都要组织一次“全区”大会,听取企业家心声。

    “企业是这个地区的主人,是这个地区创造的原动力。我们的很多政策都是首先由企业提出来的,我们再完善,再用于指导企业。”胡昭广如是说。

    成绩是显著的。比如,他们在“两不四自”原则的基础上,加上“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总结为“六自”,写入了国家科技部的文件。四通公司提出了“四化”为核心的“二次创业”概念,他们根据中关村企业群体的创新实践,进一步总结出“六化”战略,即“资本股份化、融资多元化、产业规模化、技术创新化、经济国际化、管理科学化”,并在中关村企业中推广实施。

    他大胆试行“一站式办公”,就是在一个大办公室里,用一个窗口就可以把一系列手续统统办好,大大提高了办公效率。

    试验区第一批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来自四面八方,行政隶属关系五花八门,各自执行不同的会计财务制度、统计制度、人事和外事管理制度。这就要求园区管理部门创新管理制度,实施统一管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商议,新的管理制度提出来了,但新的难题又来了:谁来拍板定案执行新制度呢?最后,还是在“试验”两个字的鼓励下,试验区办公室自己承担了这项创新工作,统一了园区的39种不同的财务报表和统计报表,创造了试验区会计制度……

    正式更名

    1999年6月5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叫了近10年的“试验区”正式更名。

    又历经10年发展,中关村形成了“一区多园”的格局,并不断壮大。“从一条有倒爷、有骗子的街,发展成地区经济拉动的龙头,现在又成为国家创新体制的原动力”。

    2007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总收入超过9000亿元,2008年将突破10000亿元。相当于北京市总收入的18%%。

    中关村的价值何在?

    “中关村最宝贵的价值是它解放了人、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胡昭广深切地说。

    第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

    深秋时节,走进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一栋栋建筑井然有序,风起叶舞,满目金黄,像这个时节北京的其他地方一样,让人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饱满。

    20年前,也是一个金色的秋日,邓小平来到这里,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刚刚建成并成功对撞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后,他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而30年前,正是在这里,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东麓的农民舍掉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屋和土地,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工程的拆迁工作顺利进行。

    “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承载了改革开放进程中乃至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太多个“第一”,它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1975年,31岁的张闯到北京出差,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加速器专业的他不忘到母校看望恩师。而这一趟,让他得知了一个足以改变命运的消息———我国要开始建设自己的加速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调集人才,他正是其中之一。已经“深入”煤矿7年的张闯,马上到筹建中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联系,他感到自己终于有机会“步入科学的殿堂了”。

    像张闯一样,在半年的时间里,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搞加速器的,搞机械的,搞材料的……从祖国各地汇聚到北京,他们的使命只有一个———建造我国自己的高能加速器。

    1979年,小平同志访美时,在他亲自决策并与卡特总统共同主持下,签署了中美两国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协议。这是中美两国第一个科技合作协议,从此打开了中美两国科技合作的大门,推动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科技交流与合作。一批批科技工作者被派往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知识。

    “作为访问学者,我当时在美国芝加哥附件的费米加速器实验室和纽约附近的布鲁克海汶实验室工作。”国内外发展水平的强烈反差带给张闯和他的同伴极大的震撼,“大家都抱着一种‘追科学’的紧迫感,如饥似渴地学习,夜以继日地工作,逐步掌握高能加速器的设计原理、研究方法和技术要点。”

    与此同时,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在方毅同志主持下,国内外科学家充分研究国际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发展态势,提出了在我国建造一台能量为2×22亿电子伏特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这就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小平同志听取这个方案的汇报后非常高兴,表示:“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1983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对撞机计划,列为国家重点工程项目,要求在5年内建成。

    “我们的加速器必须保证如期甚至提前完成”

    在工程项目批准后,科研人员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设计研究,也真正开始了他们的高能加速器之梦。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工作完成了对撞机的工程设计,并开展了关键设备的预制研究。

    1984年10月7日,小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对撞机建设工地,亲切会见了对撞机的建设人员,并亲自为对撞机工程奠基,就此拉开了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建设的序幕。

    对撞机涉及众多高技术,其设计指标几乎都是当时的极限。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和全国数百个工厂、研究所、高等院校、建筑公司的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协同攻关,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小平同志在对撞机工程简报上批示说:“我们的加速器必须保证如期甚至提前完成。”给了工程建设者极大的鼓舞。可以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运行,使我国电子学、微波和高频、超高真空等方面有了较大突破和提高,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机械、电子工业技术的发展。

    在对撞机建设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对撞机的建设者们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研制、精心安装、精心调试数千台设备,在1988年5月开始束流调试。经过几个月的精心调束,10月16日首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不久安装在加速器上的大型探测器———北京谱仪上也观测到了粒子信号,标志着对撞机的胜利建成。

    1988年10月24日,小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再一次来到高能物理所,在听取了关于对撞机建设情况的汇报后,小平同志指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对撞机的建设,奠定了我国在粒子物理领域的国际地位”

    1993年,已经是张闯到高能所的第19个年头,当时,他代表高能物理所出席在德国召开的第15次高能加速器国际会议,作特邀报告。站在汉堡会议中心高高的讲台上,在报告了对撞机的成果后,他动情地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成功,表明有着古代四大发明的民族有能力建造如加速器和探测器这样的高技术装置。”报告结束后许多国外科学家前来表示祝贺,“也使我深深体验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国力增强、科技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张闯感慨地说。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如同一块巨大的磁铁,集聚人才和智慧,构成了一个高能物理实验和多学科研究的平台。而经过20年的时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需要再添吸引力。2004年初,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启动,这项耗资6.4亿元、为期5年的大科学装置改造工程分三个阶段完成。科研人员根据“一机两用”的设计原则,采用了独特的三环结构,以满足科学目标的需求。对撞机的改造与20年前的对撞机相比,指标更高、难度更大。经过4年多的努力,对撞机完成了改造工程建设,进入了最后的总调和试运行阶段,实现了高流强和高亮度的对撞,北京谱仪也获取了一批高质量的实验数据。现在,科研人员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努力按计划、高质量地完成对撞机重大改造的任务,使之成为探索物质微观世界奥秘的强大工具。

    2008年11月4日,温家宝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中央控制室一层大厅,参观了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他在与科学家座谈时说,对撞机的建设,奠定了我国在粒子物理领域的国际地位,为从高能量和高精度研究物质结构的最基本单元及其相互作用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手段。

  ■关键性名词

    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一台使正负电子在其中对撞的机器,它将正负电子束流加速到很高的能量,并聚焦到极小的尺寸进行对撞。安装在对撞区的大型探测器采集正负电子对撞产生的粒子事例,研究其反应的性质,发现新粒子、新现象。

  ■关键性事件

    1984年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破土奠基1985年10月23日电子直线加速器研制成功1987年11月储存环安装完毕1988年10月16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

    1990年7月21日通过国家验收,并投入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实验

    2004年1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开始建设2006年8月17日直线加速器完成改造任务,通过测试2006年10月29日储存环主体设备完成安装2008年5月6日北京谱仪整体在对撞区安装就位

    2008年7月19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完成建设任务,加速器与谱仪联合调试对撞成功

  ■关键性成就

    1992年,τ轻子质量测量的精确结果纠正了过去τ轻子质量的实验偏差,并把精度提高了10倍,证实了轻子普适性原理,被国际上评价为当年最重要的高能物理实验成果之一;

    1999年,对2-5GeV能区的强子截面进行了测量,将过去世界平均值的精度从15%%—20%%提高到6.6%%,将Higgs质量从61GeV改变到90GeV,解决了标准模型与实验结果的一个矛盾,得到了国际高能物理界的高度赞扬;

    2005年,发现了X1835等新型粒子,开辟了一个国际前沿研究热点领域,将在多夸克态寻找和研究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第一次黄河人工扰沙清淤

    2004年6月19日,在黄河第三次调水调沙中,首次尝试人工扰沙清淤,这在世界水利史上还是第一次。所谓人工扰沙就是借助河水已有的势能,辅以人工扰动河床土质,促进河床泥沙启动,实现河床下切,从而最大限度输沙入海。黄河此次调水调沙共设有三个扰沙点,分别位于小浪底水库库尾、河南范县李桥河段、山东梁山县小路口河段。人工扰沙与人造洪峰演进在时间上、空间上实现准确对接,是此次调水调沙的一个难点。

    第一组低温多效海水淡化装置

    2004年8月20日,由河北省秦皇岛新源水工业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的“MEDVIII-100新型低温多效海水淡化装置”,通过了河北省科技厅组织的技术鉴定。专家认为,该技术及装置的研制成功突破了国外公司的技术垄断和封锁。其产品工艺与结构设计方案为国内首创,已获国家发明专利,可用于日产千吨级以上装置的设计制造。

    低温多效海水(苦咸水)淡化工艺是当前国际上蒸馏淡化的主要方法。利用低温热源通过对海水进行多次蒸发和冷凝过程以制取淡化纯净水的技术,目前只有以色列和法国少数几家公司掌握,国内装置的制造还是空白。

    第一台国产IPv6核心路由器

    2004年5月29日,第一台国产IPv6核心路由器(BE12000系列)通过了信息产业部组织的技术鉴定和入网测试。由国内通信和网络知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认为,由清华大学和清华比威网络公司联合研制成功的名为“BE12000”的核心路由器整体性能指标达到了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个别技术创新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这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路由器已成功应用于我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网CERNET2试验网,表现优异。

    专家认为,这一核心路由器成功走向应用,标志着我国已基本掌握了下一代互联网的核心路由器关键技术,对于保障我国互联网的安全运行和服务水平,提高我国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产业中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的竞争中,我国科学家已经开始享有话语权。

  第一台十万亿次超级计算机

    古代传说中有“火眼金睛”的神仙,能掐会算的“神算子”。将深埋在地下的石油“捕获”,其展现的不正是“火眼金睛”的功力?超长时间的气象精确预报,又岂是一般“神算子”可比?这正是高性能计算机的威力……  

    做还是不做?

    深夜11点,孙凝晖独自一人走在大连海滨,往肚里猛灌啤酒,海风让他感到异常的苦涩。

    曙光4000A遭遇“开局不利”:经费被砍掉四分之一。

    当时很多人并不看机器里所包含的技术,只关心指标,关心它1秒钟能运行几万亿次。身为曙光系列高性能计算机总工程师的孙凝晖深知曙光4000A的分量,最终他还是决定做,而且要不折不扣地做好。

    2004年,第一台10万亿次超级计算机曙光4000A研制成功,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掌握10万亿次计算机研发、应用的国家。当年全球高性能计算机500强评选中,曙光4000A创下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的最好记录,首次跻身世界10强。4年后,我国高性能计算机再次提速,我国第一台超百万亿次计算机曙光5000下线,再次跻身世界前10。

  石油勘探领域的“幕后功臣”

    2007年5月,渤海湾发现10亿吨级油田的消息让国人振奋不已,就连共和国总理也“兴奋得睡不着觉”。这其中,高性能计算机功不可没。

    “以前用二维的方法算过,以为没油了,后来有了高性能计算机,采用三维叠前偏移方法一算,算出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国产高性能计算机是我国石油勘探领域的‘幕后功臣’。”说到高性能计算机,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有举不完的例子。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变得轻而易举。”比如,利用曙光4000A20秒钟内就能实时完成1万个5000万瓦以上的并网发电机组和22万伏变电站构成的全国电网的电力安全评估;10分钟内完成上海证券交易所10年的1000多支股票交易信息的200种证券指数的计算;1小时内同时完成4次中国周边、北方大部、北京周边、北京市等36小时内的气象预报计算,包括风向、风速、温度、湿度等,精度1公里,能精确到每个奥运会场馆……

    如今,曙光4000A等曙光系列计算机正广泛应用于气象、石油勘探、飞船发射等众多领域。从中国最大的超级计算机中心到诸多大学的网络中心,从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信息安全部门到全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所,都能看到曙光服务器的身影。

  “要想不受制于人,唯一出路是自己做”

    时光倒流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巴统协议下,西方国家在高技术领域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

    然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对于高性能计算机的需求非常迫切。“中国有油,就是找不到;要找到石油,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计算,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才不计血本,从国外引入高性能计算机。”曙光公司总裁历军回忆说,“这些机器后期的集成与维护费用动辄以百亿计,即便这样,机器也只能用于合同上规定的用途。”

    要想不受制于人,唯一的出路是自己做。1990年,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中科院计算所成立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开始向高性能计算机领域迈进。

    起步异常艰难,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就连印刷电路板、集成电路、晶体管、硬盘等等都得靠自己一点点地摸索研发。然而,孙凝晖说:“对我们而言,技术上的障碍有时不过就是一层窗户纸。”当时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国内没有用户敢用国产机。

    曙光4000A研发之初就遭遇一记重重的“闷棍”。本打算把曙光4000A卖给中国科学院网络中心,可人家不要,却要了比自己机器性能差了一半的另一种计算机系统。“人家主要是不信任国内的硬件,IBM的机器质量可靠,用起来放心。”这一次的挫折让孙凝晖刻骨铭心。

    “IBM给你的好处我全给你,我还给你IBM给不了的好处!”从多次与潜在用户的接触过程中,孙凝晖他们找到了解决方案。他们决定先对要卖给客户的机器采取集成创新的办法,单机、主板、操作系统全是别人的,但用自己开发的机群管理系统把它统管起来,这样消除了用户对硬件的顾虑,又得到了效率提高、便于管理等诸多好处。用这个办法,他们逐渐打开了市场,获得了一大批用户,随后,主板、芯片的自主开发也相继启动。

  高性能计算机迎来一道道“曙光”

    或许地球人都会这么想,高性能计算机具有性能高、体积大、重量大、功耗大、不易使用等特点,同时价格非常昂贵,是计算机中的“贵族”,跟寻常百姓的生活相去甚远。那么,个人高性能计算机的诞生,则让超级计算机走下了高端。日前,我国首款个人高性能计算机(PHPC100)在天津下线。这款只有普通台式机主机2倍大小的计算机,速度却是普通台式机的40倍。目前该机型已正式落户浙江大学,辅助完成化学材料、航天航空等科研领域大量计算任务。

    与此同时,我国高性能计算机也悄然向核心部件国产化蜕变。去年底亮相的万亿次机“KD-50-I”核心部件实现了全部国产化。在此之前,我国高性能计算机一直处在“空芯时代”。包括银河、神威、曙光、深腾等在内的众多的高性能计算机品牌,所采用的中央处理芯片均来自于IBM、Intel或AMD等国外公司。目前正在研制的千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曙光6000”将首次采用国产通用处理器龙芯作为核心部件,有望在两年后研制成功。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在某些技术上我们跟国外比还有差距,但我们没必要一味跟人家比速度,应看到我们在单位面积性能、功耗比、价格等方面已具备一定优势。例如,可应用到高性能计算机上的龙芯2F芯片的功耗在同类产品中已经降到很低,这将对用户产生很大的吸引力。”李国杰说。

    正因如此,国产高性能计算机在市场上的份额快速提高,曙光机群式高性能计算机的市场份额已占到了全球第4位!

    从以往处处受制于人,到核心部件的全部国产化,从高端超级计算机到个人超级计算机,我国高性能计算产业已经结束被别人封锁和打压的历史,开始崭新的腾跃!下一个30年,已比肩世界最高水准的高性能计算机将再次成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核心动力和不竭源泉!

  超级计算机大事记

    ●1983年,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银河Ⅰ型亿次巨型机系统成功问世,标志着我国具备了研制高端计算机系统的能力。

    ●1992年,曙光投入200万元研制曙光一号。

    ●1994年,银河Ⅰ的换代产品银河Ⅱ在国家气象局正式投入运行,系统性能达每秒10亿次。

    ●1997年,银河Ⅲ并行巨型计算机在北京通过国家鉴定,峰值性能为每秒130亿浮点运算。

    ●1999年,首台“神威Ⅰ”计算机通过了国家级验收,并在国家气象中心投入运行。

    ●2000年,由1024个CPU组成的银河Ⅳ超级计算机系统问世,峰值性能达到每秒1.0647万亿次浮点运算。

    ●2002年,世界上第一个万亿次机群系统联想深腾1800出世,获得2004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3年,联想深腾6800问世,把世界机群计算推向新的高峰。

    ●2004年,曙光4000A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能研制10万亿次商品化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

    ●2005年,中国高性能计算机性能TOP100排行榜揭晓,曙光位居第一。天梭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06年,曙光高性能计算机被胡锦涛总书记点评为“中国七大标志性自主创新成果之一”,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07年,中美超级计算巨头曙光、Cray巅峰会首,曙光启动100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研发计划。

    ●2008年,国产超百万亿次超级计算机曙光5000A面世,并落户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第一颗极地轨道气象卫星

    1988年9月7日,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我国用自行研制的“长征四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气象卫星。卫星顺利进入近圆形太阳同步轨道,卫星上仪器工作正常。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后不久,我国的气象卫星地面站就收到了卫星发送的气象信息。


    这颗命名为“风云一号”的气象卫星,是我国首次发射的与太阳同步轨道(极地轨道)卫星。在这种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可观测到地球表面的任何一点,并且每天飞经地球上任何一点上空的地方时不变。

    “风云一号”卫星装有两台甚高分辨率扫描辐射仪,共有五个探测通道,可探测白天和夜间的云图、地表图像、海洋水色图像、水体边界、海洋面温度、冰雪覆盖及植被生长。卫星主要任务是获取全球的气象信息,并向全世界气象卫星地面站发送气象资料。此外,这颗卫星还具有探测空中粒子成分的功能,为空间物理研究提供资料。

    “风云一号”卫星正式投入试用后,对于提高我国天气预报水平,特别是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报能力,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

    1988年9月14日至27日,我国进行了第一次核潜艇从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试验。

    发射时,随着“轰隆隆”一声巨响,海面“哗”地涌起一座浪山,一枚乳白色火箭从海底深处冲天而起,尾部喷射出桔红色的火焰,呼啸着昂首插入蓝天。火箭出水时激起的水柱,一直拖到几十米高处,才“哗哗”散落海面。火箭经过正常飞行,准确地溅落在预定海域,整个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潜艇通常分为常规动力潜艇和核动力潜艇两大类型。其中,核潜艇由于其技术复杂、攻击力、航速和隐蔽性优越而威慑力更大,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1958年,中央军委批准研制核潜艇。随后,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和数千个科研生产单位的无数研究者,历尽十余年的艰辛,于1974年8月,首艘攻击型核潜艇的交付使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此后,中国加快了研制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步伐。1983年8月,中国第一艘战略导弹核潜艇正式服役。

    由我国自行研制的核潜艇在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又跃到一个新水平,使我国继苏、美、法、英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能力的国家。

  第一个移动电话局

    1987年11月,广州开通了我国第一个移动电话局,首批用户有700个。

    1987年,广东省成为我国第一个开办移动电话业务的地区。

    广东一直是华南地区的通信枢纽。广东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邮驿,唐朝时又开辟了大庚岭新驿路,成为全国6条主要驿路之一。

    清光绪九年,广东第一个电报局在广州设立,无线通信始于清末,1929年在广州、汕头等地设立无线电台。1925年在广州开通省内第一间磁石式电话局。1928年,广州开通7000门旋转式自动电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邮电业发展迅速。仅1979—1994年的15年中,共投入建设资金288亿元,全省邮电局发展到了3087处,比1978年增长577处。建成了广州国际地球卫星站及京汉、南海、粤琼、粤桂、粤港澳光缆等一批骨干通信网络。

    广东省第一个开办移动电话业务,为全国其他省市移动电话业务的开展,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和全国移动通信发展的速度一样,广东开办移动电话业务12年,业务量已经大幅度增加了,手机已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为人们的工作、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自从1987年广东省成为中国第一个开办移动电话业务的地区之后,中国移动电话业务得到极大发展。

  第一张国产激光照排系统整版输出的中文日报

    这个“最后通牒”尾随而至的第一,却在短短的时间内爆发出令人眩目的力量,迅速带动我国出版印刷业开始了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  

    黑乎乎的铅字架、沉甸甸的铅版、钻进指甲缝的油墨以及熟手排版工一天只能捡几千字的低效,一旦漏字、变字号就要调整整版的尴尬……然而,随着这个第一的诞生,这一切已经成为纪录片中似曾相识的影像。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第一。

    然而这个第一的降临,却没有伴随任何庆祝场面。

    遭遇最后通牒的第一

    1987年5月22日,《经济日报》的4个版面全部用上激光照排,世界上第一张用计算机屏幕组版、用激光照排系统整版输出的中文日报诞生了。

    王选院士的学生、当时参与华光Ⅲ型照排系统研发的秦振山,回忆起那段往事时却说:“根本来不及想怎么庆祝,因为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在15天内必须解决全部问题的‘最后通牒’。”

    原来,一张报纸全部上照排后,意味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赶排出每天的日报。日报对时效性的要求是极高的,新华社凌晨截稿到发行只有四五个小时,除去印刷,留给排版的时间非常有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出报,新系统软件和硬件的潜在问题都暴露出来了。“重字、重行、丢字、丢行、标题移动困难,有时明明改过的错字又重新出现;照排机、激光印字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电源设计不合理、抗干扰性能差、扫描抖动、暗盒不严、走纸不匀等一系列问题;字模出现宋体字横道过细、标题字大量缺字等……”王选院士的回忆文章中,列出的还不是全部问题。

    面对一时间连续出现错误的报纸,读者的来信中用了“不能容忍”这样的字眼,有的甚至把用红笔画上圈、打着大问号的报纸又寄回了报社。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日报》编委会向印厂厂长夏天俊发出了“最后通牒”:必须在15天内排除故障,顺利出报,否则退回到铅排作业!

    “对于做激光照排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与命运的抗争到了最激烈的时候,如果真的退回铅排,意味着王选老师从1975年开始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排版印刷技术的变革,也可能就此陷入僵局。”时隔20余年,秦振山仍有些激动。

    在大家都变得心情沉重的时候,王选却始终对系统充满了信心。他认为,自己的思路是没问题的,技术上是有前瞻性的,任何新系统运行时由于不稳定出现的故障,一定是可以排除的。秦振山感慨:“这种坚定的信念,高贵的精神在那个非常时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经历了无数次困难之后,我们终于把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了。”

    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不仅在《经济日报》出了报,还得到迅速推广,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主要是有一批人,具有‘只要从铅排出来,遇到再大困难也决不退回铅排’的精神。”这股韧劲儿,现在仍然从秦振山身上散发出来。

    王选院士的最后一任秘书丛中笑自豪地告诉记者,1987年下半年,华光Ⅲ型系统的运行越来越顺利,效益也大大提高。这年10月,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工作报告全文34000多字,《经济日报》在收到新华社电讯稿之后,立即上华光系统进行计算机排版,整个过程仅用20分钟。而其他大报则召集一批最熟练的铅字排版工人,苦战三四个小时才完成了排版任务,激光照排的威力充分显示出来。

  跨越大洋的刀光剑影

    国内嗷嗷待哺的印刷市场,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印刷工艺,不仅仅吸引了王选的团队投入到激光照排系统的开发中,国外的很多企业也垂涎三尺、志在必得。

    就在《经济日报》订购了两套华光Ⅲ型照排系统两个月后,另一家举足轻重的报社花430万美元向美国HTS公司订购了新的照排系统。

    王选的目标是,要在3—5年内把国外照排系统赶出中国市场,一定要比HTS公司的系统早出报,而且价格只是它们的1/8。

    一个在中国,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虽不曾面对面较量,彼此却都感受到了隐形的刀光剑影。

    1986年3月,HTS公司第一次提出修改合同,要求变换系统的某些指标;4月,《经济日报》印厂派人到杭州进行华光Ⅲ型系统稳定性试验;9月30日,第一套华光Ⅲ型系统运进经济日报社印刷厂;10月,HTS公司第二次修改合同,申明不能按时交货;10月28日,由经济日报社印厂印刷,每周出版三期的《中国机械报》4版开始尝试用照排系统出报;1987年5月22日,《经济日报》的四个版面全部用上激光照排;12月2日,华光Ⅲ型报纸编排系统顺利通过国家级验收,价格仅为美国系统的1/15。

    而从美国传来消息,HTS中文排版系统仍然没有进展……

    “中文是非常复杂的语言,对报纸排版的要求很高很细致,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理解。王老师有效地整合了‘字形信息压缩与还原技术’和‘整版输出技术’,终于取得了这次竞争的全胜。”秦振山谈道。

    而丛中笑还记得,虽然HTS公司方面也抱着“用牙啃也要把系统啃下来”的决心,但是,当这位洋公司的总裁带着两套最新研制的报版软件和技术人员到国内做最后一次的努力时,所面对的却是程序装入系统后立即死机。他不得不一声叹息,在事实面前甘拜下风,并因此而辞职,公司不久也宣布破产……

    告别,为了下一次迎接

    首战告捷并没有迟滞王选的团队前进的脚步,比华光Ⅲ型系统功能更为强大,稳定性更高的Ⅳ型系统1988年投入批量生产,正式投放市场。

    丛中笑在《王选的世界》一书中留下了这样的纪录:《经济日报》1988年下半年换装了Ⅲ型系统,1986年使用铅排铅印时,有职工258人,年排字8500万字,利润60万元,人均利润2326元。1988年采用激光照排后,职工减为234人,年排字1.4亿字,年利润达200万元,人均利润上升为8547元。

    自激光照排系统告别铅与火之后,王选团队又相继发展出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远程传版,告别了报纸传真机;发展出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告别了传统的电子分色机;发展出新闻采编和资料检索系统,告别了纸和笔;发展出直接制版技术,开启了告别胶片的技术革新……

    在2001年由中国工程院倡议主办、95位院士推荐评定的“二十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中,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得票高居第二位,仅次于“两弹一星”。

    今天,报业数字资产管理系统以及功能更强大的排版软件的相继推出,促成了印刷出版行业工作效率的再次大幅提升。而每一个普通人,当打开设计让人眼前一亮的报纸、杂志和书籍时,我们是否想过,激光照排技术,以及激光照排人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研发、推广历程,都无声地融入了其中……

    ■延伸阅读

    中文彩色激光照排系统出现

    1992年,中文彩色激光照排系统出现,与传统的电子分色系统相比,它具有彩色效果更好、成本更低等优势。《澳门日报》首先采用了这一技术。1992年1月21日,《澳门日报》刊登了邓小平南方视察的照片,便是利用北大方正的彩色照排技术制作的,而这一天的《澳门日报》也是世界上第一张不用电子分色印刷的中文彩报。过去人工剪贴需一两个小时一版的彩报,现在只需十多分钟。

    此后,适合精美高档彩色印刷的系统分辨率比原来高出10倍,挂网速度提高几十倍,汉字储存量大了100倍,这些技术难题的突破,使彩色照排系统淘汰彩色电分机成为一种趋势。

  第一封电子邮件

    1987年9月,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KarlsruheUniversity)维纳-措恩(WernerZorn)教授带领的科研小组的帮助下,王运丰教授和李澄炯博士等在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ICA)建成一个电子邮件节点,并于9月20日向德国成功发出了我国一封电子邮件,邮件内容为“AcrosstheGreatWallwecanreacheverycornerinthe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第一支人用禽流感疫苗

    一项有远见的立项,在禽流感造访人类之时,让我国的疫苗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尽管禽流感还没有在人群中暴发大流行,但倘若这一天真的来临,我国人用禽流感疫苗将利剑出鞘。

    这不是美国大片,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7年11月27日下午3时,家住南京市城区24岁的小伙子小陆因禽流感抢救无效死亡。更让人痛心的是,他的父亲也出现了禽流感症状。痛失爱子的老陆对熟悉的医生哽咽着说:“我是得了和我儿子一样的病吗?如果是,就不要治了……”

    虽然治疗及时,但老陆的呼吸系统症状持续恶化,专家们认为很有可能无药可救。

    这个时候,长期关注禽流感疫情的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尹卫东拨通了身在南京前线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宇主任电话,提出了他的建议:人用禽流感疫苗I期临床研究志愿者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他们的血浆应该对病人有效。这建议迅速被采纳。2007年12月7日凌晨1时,200毫升血浆输入病人体内,4时又输入200毫升。当天病人开始退烧,7天后,病情逐步稳定。2007年12月25日,连续6次试验室检测结果阴性的老陆痊愈出院。

    立项,源于远见

    时间追溯到2004年2月,初春的北京,风很大,还有一些冷。

    尹卫东站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思绪万千。公司研制的全球第一支SARS疫苗刚刚批准进入Ⅰ期临床研究,他本该高兴,但禽流感疫情却让他忧心忡忡。

    那时,中国内地还没有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报告,但东南亚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人感染

    案例。

    “我害怕国内会发生由禽流感病毒引发的流感大流行。”尹卫东向记者说起他当时的担忧。作为北京科兴的总经理,他对疫情非常敏感。2003年的SARS疫情给他太深的印象:所有的国家对中国封锁,连国家领导出国访问都得先宣布隔离一段时间。他说,“一旦禽流感在国内大规模暴发,就会像SARS时期一样,所有国家都会对中国封闭大门。更可怕的是,世界流行暴发时,全球疫苗数量稀缺,发达国家自顾不暇,不可能对我们提供帮助,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疫苗。”

    2004年2月5日,北京科兴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起向科技部提交了人用禽流感疫苗研发的申请。2004年3月7日,人用禽流感疫苗研制项目获得国家批准,科技部下拨第一笔研究经费,支持北京科兴和疾病控制中心进行疫苗的研发,并将其列入“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研究,与时间赛跑

    研究开始,摆在研究人员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自己研制毒种,生产出疫苗;另一条是从世界卫生组织引进毒种。“当时国内的主流意见是不要太依靠西方国家,要自主创新。”尹卫东说。

    从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鸡、鸭或人身上分离H5N1自然毒株,种植到鸡胚(由种蛋经过10天左右孵化而成,俗称“毛鸡蛋”)上,鸡胚很快染病死亡。而且,由于其高致病性,H5N1流感病毒相关实验的生物安全要求非常严格,给操作带来了一定麻烦。

    那时,世界卫生组织(WHO)正统一组织力量,利用“反向遗传”技术,人工构建H5N1流感病毒,其优点是没有致病性,却可以大量生产,而且它所产生的抗原与自然的H5N1流感病毒产生的一样,具有同样的免疫效果。

    在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中,北京科兴打破疫苗研发从病毒研究开始做起的常规,从世界卫生组织流感中心试验室直接引进经反向遗传技术重组后得到的人用禽流感疫苗研究用毒种。这一国际交流使我国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发与全球其他疫苗研究企业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2004年5月,引进的毒种开始植入第一批上万枚的鸡胚中进行培养,每一枚经科研人员详细照检、擦拭、消毒去壳、接种病毒、34℃培养、收获、灭活、又是上万枚鸡胚,就这样重复,在耗费了近一百万枚的鸡胚后,课题组将试验快速推进。2005年11月,人用禽流感疫苗完成人体临床前的全部研究。

    2005年11月10日,中国出现人感染禽流感病毒死亡的案例。中央领导十分重视相关疫苗的研发情况。当得知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人用禽流感疫苗已经完成了临床前研究,胡锦涛、温家宝相继来科兴进行了考察。

  问世,站在世界之巅

    凭借这一技术,2005年11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在瑞士日内瓦总部举行流感大流行疫苗研制和评价大会,来自北京科兴的张建三副总经理作为中国唯一的代表出席,与史克等跨国医药企业站到同一个演讲台上,做了人用禽流感疫苗研制及临床前研究的报告。

    2008年4月2日,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大流行流感疫苗正式获批生产,供国家战略储备之用。一旦流感大流行突然暴发,国家发改委出资2000万元支持北京科兴建成的年产2000万支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生产基地就可以立即投入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生产,以满足我国疫情防控的需要。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自费免疫到列入计免,中国经济在发展,疫苗技术提升,新型基因工程疫苗等品种开发方面均取得突破,包括艾滋病疫苗在内的一批新型疫苗正开展临床研究、幽门螺杆菌疫苗等产品完成临床研究正申请上市、一大批处于临床前研究的疫苗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乙型脑炎疫苗和流感裂解疫苗、狂犬病疫苗已走向国际市场,中国的疫苗研究与产业实现跨越发展。

    近年来,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重大新药创制”和“病毒性肝炎和艾滋病等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计划中,对疫苗研发与产业化都予以重点安排,中国将最终由疫苗的生产和使用大国迈向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强国。

  ■延伸阅读

    疫苗之问

    疫苗为何不进行三期临床试验?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新疫苗上市前都要经过三期临床试验。第一期临床试验选择少量志愿者,主要是考察疫苗的安全性,并初步评价疫苗在人体上的免疫应答情况;第二期临床试验是在更多一些志愿者中考察疫苗接种的合适剂量和其免疫效果,同时进一步观察其安全性。此后,还要进行第三期临床考核,即在较大规模的人群中观察疫苗的预防和控制疾病的效果,这只能在发生疾病流行或暴发时才能进行。

    专家介绍,通过一期和二期临床研究,如果证明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并能有效地使人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当发生疫情时,就有可能在不经第三期临床考核的情况下,应急投入人群使用。但现在没有禽流感疫情,所以人用禽流感疫苗只进行了二期临床试验。是否有人不适禽流感疫苗?

    据专家介绍,人用禽流感疫苗与季节性流感疫苗生产工艺基本一样,不能接种流感疫苗的人都不能接种禽流感疫苗,比如发热、患急性疾病及感冒、慢性疾病急性发作、有格林巴氏综合征病史以及对鸡蛋或疫苗中的其他成分过敏的人等。

    同时,人用禽流感疫苗目前还没有面世,市民暂时还不能到接种点接种禽流感疫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应尽量不跟候鸟、活禽接触,不要自行宰杀禽类产品,不吃生的或半熟的禽类,尤其是其血液制品,不要去疫区旅游,也尽量少去空气不流通的场所。

  第一台盲用计算机

    2004年3月3日,哈尔滨盲聋哑学校教师侯庆友开发的、专门为盲人和弱视人群使用的国内第一款盲用计算机———同创蓝天盲用计算机问世,它使得盲人能够通过计算机操作完成上网学习、工作和娱乐。

    盲人在智力上与明眼人无任何差别,只是在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渠道上无法相比,因而在行动上受到很大的局限也很难获得正常的工作机会。通过对盲用键盘和专用软件的操作,盲人朋友通过2天左右时间的学习,就可以完成打字、上网、收发电子邮件、阅读等计算机操作。盲用电脑的出现使得盲人读书看报、通过网络了解外部世界成为可能,更为盲人提供了崭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机会。

    第一次数字考古

    2004年6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的周公庙考古队,在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遗址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钻探及有计划的抢救发掘工作中,以创建“数字考古”体系的新理念为指导,首次将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RS(遥感)技术综合应用于大遗址考古的全过程,在航空遥感资料的基础上确定遗址位置,采用了高精度的GPS、电子全站仪等先进设备,做到准确定位,使点、线、面有机结合,准确测量遗址地表信息数据,建立“周公庙遗址田野考古调查数据库”,从而保证考古调查、钻探、发掘资料的统一性。

    第一套医学图像三维处理系统

    2004年,西安一家高科技企业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套医学图像三维处理系统。该系统的成功问世,大大降低了医生诊断的难度。

    这套处理系统能将CT、超声波等传统的二维成像设备上产生的图像进行三维表面重建,可以再现人体各部位、器官的外部形态与内部组织,同时具有虚拟内窥镜、虚拟手术刀、容积重建等多项功能。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用虚拟手术刀将电脑屏幕上病人的三维头像切开,颅骨内的血管及肿瘤清晰可见。转动这个图像,就能够从各个角度观察肿瘤的形状及大小。

    第一台核子秤

    1986年11月初,黑龙江省科学院技术物理研究所在国内研制成功的核子称量系统(简称核子秤),新近通过了鉴定。核子秤是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它是采用核技术原理,加上现代微型计算机控制而制成的一种对各种型式输送机上固体散状物料进行连续动态称重的设备,可广泛用于工矿、粮食、港口等部门。

    第一次实现单分子自旋态控制

    2005年12月,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单分子自旋态控制。

    中国科技大学科研人员利用低温超高真空扫描隧道显微镜,巧妙地对吸附于金属表面的钴酞分子进行“单分子手术”,成功实现了单分子自旋态的控制。这是世界上首次实现单个分子内部的化学反应,并利用局域的化学反应来改变和控制分子的物理性质,从而实现重要的物理效应,为单分子功能器件的制备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方法,揭示了单分子科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科学》杂志发表了这项研究的论文,并在同期的《透视》栏目中对该成果进行了评价。

  第一部记载最全面的植物志图书

    我国近百年来第一部最全面、最系统、共计126卷册的全国植物志———《中国植物志》于2005年3月全部出版完成。

     《中国植物志》是关于中国维管束植物(包括蕨类植物与种子植物)的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它记载了中国3万多种植物(301科3408属31142种),共5000多万字,9000多幅图。

    维管束植物是植物资源宝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日常生活接触到的水稻、小麦、棉花、果蔬、木材、牧草和药材等绝大多数都属于维管束植物。

    第一个最大样本量的帕金森流行病学研究

    2005年12月,由北京协和医院承担,北京、上海、西安三地神经内科专家参与的拥有世界最大样本量、同类研究时间中历时最长、方法最新,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型帕金森病流行病学研究完成,论文发表于《柳叶刀》杂志上。

    报告显示65岁以上的中国人帕金森患病率男性为1.7%,女性为1.6%。而以美国2000年人口标准换算进行国际间比较,这一患病率则达到2.1%。

    该研究表明,中国人帕金森患病率并不低,该研究对沿用20多年的中国人帕金森病率进行了修正。

  第一次环球大洋科考

    淡淡海雾中,彩旗装饰的“大洋一号”科考船缓缓地浮现出它洁白的身影。它乘风破浪,载着科考人员远赴三大洋,一起探寻那些我们未知的海底秘密……  

    2008年5月22日10时30分。

    广州长洲码头汽笛长鸣,我国5600吨的远洋科学考察船“大洋一号”缓缓起航,执行中国第20航次的大洋科考任务。

    “这是继2005年至2006年中国首次环球大洋科考之后,‘大洋一号’船又一次踏上探索大洋的征程。”中国第一次环球大洋科考前半程首席科学家王春生说。

    这次航行“大洋一号”船携带了我国大洋科考以来最精良的装备———3500米的深海观测和取样型无人遥控潜水器,计划时间250天,航程约3.4万海里,预计2009年1月26日返回青岛。

    远赴重洋600年后我们再出发

    时间定格在2005年4月2日,青岛的团岛码头风平浪静,“大洋一号”卧在万顷碧波之上,做着出发前最后的准备。这艘5600吨级的“大块儿头”刚刚被粉刷一新,“大洋一号”4个黑色大字印在雪白的船身上,在暖暖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

    11时30分,“大洋一号”缓缓启动,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环球大洋科考之旅。船上42位科学工作者和30位船员向前来送别的人们挥手致意。

    这一年,恰逢郑和下西洋600周年。600年前,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开辟了人类航海史上的新纪元。这次“大洋一号”远赴重洋,具有同样深远的意义。

    “同时进军三大洋,也是我国老一代海洋工作者几十年前就提出的奋斗目标。”王春生说。

    占地球表面积49%的国际海底区域,蕴藏着丰富的战略资源,其中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热液硫化物和深海生物及其基因资源,具有巨大的研发价值。

    2004年5月,国际海底管理局法律技术委员会提交了《“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资源勘探规章(草案)》。这意味着规范“区域”内新的资源勘察与勘探的法律程序即将启动。

    “而那时,我国还未对国际海底的热液硫化物开展系统的调查和研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所以,必须尽快开展以三大洋中脊热液活动区为主要内容的环球调查。”王春生介绍。

    这就有了中国的首次环球大洋科考。

  岛国“遇险”蔬菜补给陷入困境

    按照预定计划,首次环球大洋科考,需要在密克罗尼西亚的首府波纳佩停靠两次,补充各种补给,但当5月初“大洋一号”第一次停靠波纳佩时,王春生和船长才发现,最“繁华”的地段不过是一条普通街道,只有几个小超市。

    当地,绝大多数人的经济生活以村落为单位,没有种植业,粮食、蔬菜及生活日用品均靠进口。

    “当地的饮食习惯很少食用蔬菜,即使将波纳佩所有超市的蔬菜买来,也只不过能供科考队员和船员们吃两天。”王春生说。

    波纳佩是不能按原计划二次停靠了,否则就意味着有90多天“大洋一号”都没有新鲜蔬菜供应,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王春生和船长商议后,提出了调整靠港计划的建议,并及时将情况向“家”里汇报。最后确定临时更改科考路线,不再折返波纳佩,而是直接驶向夏威夷,在那里进行蔬菜等生活物资的补给。

    但这段航程也长达58天,远远高于一般一个航段30多天的惯例。“基本上每个人都开始嘴角溃烂,牙龈出血。”王春生说。

    400℃“黑烟囱”惊现鱼虾身影

    在中印度洋脊,“大洋一号”进行了一次重要的电视抓斗采样,科考人员第一次从电脑屏幕上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神奇景象。

    那是个活的热液喷口,调查船以最低的速度缓缓向前移动。从电视屏幕上首先看到了星星点点白色的海葵,随着船的向前移动,海葵越来越多,并且看到了喷口上团团“黑烟”。这正是科考人员千方百计要找的地方。当即,电视抓斗迅速下放,一触到海底,密密麻麻的虾像炸了窝似的沸腾了,场面非常壮观。

    抓斗提到甲板上时,打开一看,好大一个烟囱体。大家都很兴奋,忙着拍照,采集样品。抓到的硫化物烟囱体比较完整,称了一下,48公斤!但遗憾的是没有抓到一只完整的虾,仅在抓斗缝隙中发现了一个虾头和几只仍然活着的螃蟹。

    考察中发现,这些热液喷口附近温度高达400℃左右,不仅有虾生存,还有鱼、蟹、海葵等生物。

    专家说,生活在海底极端环境中的微生物耐高温、高压,有很强的耐毒性,是宝贵的研究样本,从它们的体内提取基因,有助我们研制生产抗癌以及一些对人类有益的特殊药品。

    这次,在深海中发现了生物,为我们发掘更多的基因资源和进一步探索生命的起源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大洋一号”在深海热液喷口处获得大量硫化物矿石样品,对我国海洋矿物资源的开发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深海技术我们开始崭露头角

    深海大洋考察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事业,被喻为海洋科技的奥林匹克赛场,是世界各国国力和科技较量的舞台。

    随着世界深海高新技术的发展,这一领域正在形成高技术群,有望与航天技术、核能利用技术等相并列,而且辐射并带动相关技术产业的发展。

    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去20多年来,我国在持续开展大洋勘察工作的同时,深海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深海勘察,深海多金属结核矿物开采、运载和冶炼等高技术平台,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储备。在历次大洋考察中,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海高新技术装备得到了实际运用,已开始走向成熟阶段。

    记者了解到,“十五”以来,在国家863项目和国家大洋专项支持下,深海探测技术取得了可喜的进步,由我国自行研制的深海浅地层岩芯取样钻机、电视抓斗和深海彩色数字摄像系统等技术装备,在富钴结壳和热液硫化物资源调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已将海洋技术列为前沿技术。“十一五”规划已将海洋作为一个单独的领域立项,设置了海洋安全环境监测保障技术、海底资源的开发技术、海洋生物技术三大板块。

    而这次中国第20航次的大洋科考,载着光学深拖探测系统、生物取样器、可视箱式取样器等先进仪器,直挂云帆济沧海,将使我国的大洋科考事业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延伸阅读

    大洋一号海底捞出“宝贝”

    今年8月23日和24日,在东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第20航次科考任务的“大洋一号”船,在东太平洋海隆赤道共发现两处新的海底热液活动区。这是我国于2007年初在西南印度洋首次发现新海底热液活动区之后的第二次新发现,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在东太平洋海隆赤道附近发现海底热液活动区。

    海底热液活动普遍发育于大洋中活动板块边界及板内火山活动中心,被科学家们形容为人类认识地球深处活动过程的窗口。而在不断向外喷出热液的过程中,积累成烟囱状金属硫化物不断堆积,形成重要的矿藏,含有铜、锌、金等多种元素。

    据中国大洋第20航次首席科学家陶春辉博士介绍,科考人员取得多金属硫化物烟囱样品和生物样品总重约168公斤。在该火山以南洋中脊上的第二个海底热液活动区,科考人员拍摄到大量小型“烟囱”和大量的热液生物。

  第一台2000门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

    1986年10月20日,国产第一台2000门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研制成功。

    邮电部第一研究所与北京邮电学院研制出的2000门数字电话交换机样机,型号为DS-2000,它标志着中国在程控交换技术方面已取得重大突破。当时的鉴定结论为,“总体设计可行,研制是成功的,在我国是首创的,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国外八十年代初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的主要技术,为我国程控交换机国产化,改变完全依靠进口的局面和研制适合我国国情的万门程控交换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是我国电话交换机技术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DS-2000科研样机通过鉴定后,邮电部一所生产了两台交换机,参加“程控———光纤联合工程”实验,其中一台500门交换机安装在中南海,另一台2000门交换机安装在国家计委。这两台交换机接入北京电话网的实验结果是———交换机能够与电端机、光端机正常配合,进网各项功能包括:本局、入局、出局、长途、国际全自动及各种特种业务等全部正常。这次实验增强了我国小批量生产DS-2000交换机的信心,为通信网提供我国自行研制和生产的程控数字交换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张信用卡

    一张塑料卡片,印有凸起的字符,背面有类似磁条的褐色标记———1985年3月,中国银行珠海市分行成立珠海市信用卡有限公司,开始发行地区信用卡———中银卡。

    1986年6月1日,中国银行在国内金融界率先推出人民币长城信用卡业务。长城卡的发行,打破了我国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结算方式,减少了现金的流通数量,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货币调控,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请问您用现金还是刷卡?”

    对于这句询问,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早已不感陌生。无论是享用过一席珍馐美味,还是在超市大肆采购,甚至是相中一条价值不菲的钻石项链,即使暂时囊中羞涩,磁卡一刷也能轻松拥有,即免去了现金找零的繁琐,也不会有遭遇假钞的麻烦。现代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张小小的卡片,但是30年前,不要说是普通百姓,即使在银行工作的人也弄不清楚这张卡片有什么名堂。

  一张从没见过的卡片

    “为什么我的信用卡取不了钱?”又一位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手举一张卡片来到中国银行,发出质问。

    改革开放初期,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逐渐增多。中行作为当时唯一指定的外汇兑换银行,负责办理外国游客的货币兑换业务。当时,张联利在中行分管国际业务工作,接待了一批前来投诉的外国顾客。信用卡?这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能当钱用呢?他非常好奇。对方给张联利的介绍,成了他对信用卡的最初的知识。不过,这样的投诉让他的心里很不安,也很无奈。

    当时中行有一些境外机构,与国外银行也有往来,逮住机会张联利就向同行打听信用卡的事情,米兰银行负责旅行支票的和美国运通的一位同行就成了他的启蒙老师。

    一张卡片,凭借磁条、签名,到世界各地都能使用,不用带上大叠大叠的钞票,方便又安全,想起有一次带着几大箱美元坐飞机运到香港的经历,张联利心里萌发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中国不能有这样的支付工具?

    经过近1个月的调查,他提笔写了一篇几千字的《信用卡起源》交给上级领导,并引起重视。但是对于这种新生事物毫无经验,几个月之后,中行决定先引入外国的信用卡。

    1979年,中行广东分行首先同香港东亚银行签订协议,开始代理东美信用卡业务,信用卡从此进入了中国。不久,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的中行分行先后同香港东亚银行、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以及美国运通公司等发卡机构签订了兑付信用卡协议书。

    国内最早的“卡民”

    一张塑料卡片,印有凸起的字符,背面有类似磁条的褐色标记———1985年3月,中国银行珠海市分行成立珠海市信用卡有限公司,开始发行地区信用卡———中银卡。珠海人罗青成为中国最早的“卡民”之一。

    那时中国人根本没有见过信用卡,甚至没有听说过,但珠海的许多好奇者仍尝试着向中行珠海分行申请了信用卡。当时信用卡分银卡和金卡,只要在中行存款300元以上,填一份表,由单位盖章,就可以办一张银卡,可透支300元,存款1000元以上可以办金卡,可透支1000元。罗青办了一张银卡,可她从来没有透支过:“那时候的观念与现在不同,对欠钱还是挺紧张的。”据查,当时的透支月息为12%,高于存款利息。当时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发行信用卡是为了以这个新业务吸引更多存款,而不是鼓励消费。

    罗青最得意的是请人在酒店、餐厅吃饭时不用付现金,掏出信用卡一刷就行,感觉特够派头,签名时更是觉得自己的名字好像也值钱了。虽然,中银卡只能在珠海的20多家宾馆、商店使用,罗青还是觉得很方便。比如,经过哪家时装店看中一套裙子,又没带钱,信用卡就派上用场了。不过,那时查信用还比较原始,特别是购物特约点,都有一张“黑名单”,经过一番核对,卡号没上“黑名单”才能通过。中国银行珠海分行通过电脑与各营业点联系,传递票据和信息,客户透支就会上黑名单。

    一年后,中银卡共有650个客户,中银卡的存款余额为50多万元,总共消费金额为70多万元。在当时物价不高的情况下,这已是不俗业绩。1987年,中行珠海分行开始在珠海陆续安装了八台自动柜员机,这也是自动柜员机在中国内地首次亮相。“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说给别人听人家都听不懂。后来银行的人干脆都叫它自动提款机。”罗青说,“第一次对着个机器存款还挺紧张,手忙脚乱,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懒账’,所以柜员机吐出的票据都留着。一年后发现机器还是挺准的,从来没出过错,才把票据扔了。”那张中银卡罗青用了好几年,直到中国银行总行在全国范围发行长城卡,珠海分行才取消了中银卡。

    1986年6月1日,中国银行在国内金融界率先推出人民币长城信用卡业务。长城卡的发行,打破了我国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结算方式,减少了现金的流通数量,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货币调控,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自从1985年中国第一张银行卡诞生,随后的十多年里,全国银行卡年交易额一直在100多亿元徘徊。2002年中国银联的成立打破了这一僵局。通过建设和运营全国统一的银联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中国银联实现了不同银行间的互联互通,对推动银行卡跨行、跨地区、跨境通用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银行卡产业与中国经济共成长。中国银联总裁许罗德介绍:“国际测算表明,银行卡消费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每提高10个百分点,就能带动GDP增长0.5—0.8个百分点。”

    分散的受理终端通过银联网络连接到一起,点燃了人们使用银行卡的热情。2007年,全国刷卡消费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1%,远高于5年前2.7%的水平,预计这一比例今年将进一步提高到25%。上海、广州、北京等大城市的银行卡使用状况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在一些大型商场,银行卡消费已占到消费总额的70%以上。

    银行卡消费使得资金活动有迹可循,有利于扩大税基,降低征税成本,同时在政府预算管理、反洗钱、反腐败等领域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银行卡产业。”许罗德说:“我国银行卡产业仍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银联将致力于创造范围更广、领域更多、渠道更丰富的银行卡受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安全、高效的银行卡服务。”

    第一套大型中西文办公自动网络系统

    1986年6月1日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和锦州电子计算机机厂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套进行远程信息处理的大型中西文办公自动化网络系统,当天在锦州市通过鉴定。该系统配套比较齐全,中西文兼容,信息处理容量大,操作方便,特别是在汉字化和汉字打印等方面攻克了技术难关,为我国办公自动化提供了较完善的软件。

  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

    1985年9月,由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CVIC)。这是一家专营风险投资业务的全国性金融机构,它标志着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创立。

    在此之前,我国的许多高科技企业,虽拥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和高市场发展潜力的产品和项目,但由于其融资渠道狭窄,资金严重不足,管理又较滞后,严重制约了高科技产品的开拓市场的能力,制约了其向产业化、规模化迈进的步伐。

    之后,我国又成立了中国招商技术有限公司,广州技术创业公司、江苏省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等类似的公司,使我国风险投资有了较深入的发展。

    1991年,国务院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中指出;“有关部门可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用于风险较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条件成熟时,高新技术开发区可创办风险投资公司”。这表明高科技风险投资在我国已开始受到政府高度重视。但由于当时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还未完善,整个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还很缓慢,所以风险投资并未真正起步。随着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第一条货轮海运邮路

    1985年12月3日,我国第一条货轮海运邮路天津至广州航线正式开通。津穗货轮海运邮路的开通,是南北交通动脉京广铁路分流的一项措施,有利于发挥货轮运量大、费用低的优势。当时,天津至广州货轮海运邮路暂定每月三至四班,每班航程大约需要五至六天。

  第一家中美合资高科技企业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是中国第一家中美合资的高科技企业。中国惠普业务范围涵盖IT基础设施、全球服务、商用和家用计算以及打印和成像等领域,客户遍及电信、金融、政府、交通、运输、能源、航天、电子、制造和教育等各个行业。

    第一座核电站

    秦山,这个30年前对大多数人而言还十分陌生的名字,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核电的代名词。从1985年秦山开工建设到今天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在我国核电3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自主发展核电技术的决策从未改变……

    这些天来,秦山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小剑心中充满了骄傲和自豪。转眼间,他曾经亲手操纵的、与他日夜陪伴的中国大陆首台核电机组———秦山核电一期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已安全、稳定运行了17年。

    作为中国大陆首批核电操纵员,有着良好心理素质的何小剑似乎从来没有像在这些日子里一样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20多年前,年轻的何小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中国大陆核电事业会像今天这样蓬勃发展:迄今为止,大陆共投运核电机组11台,装机容量达908万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1.27%%;共减排二氧化碳3.96亿吨,减排二氧化硫130万吨。

  国之光荣中国核电秦山起步

    秦山,过去知道这个小地方的人也太少了,小到当传来秦山将建中国大陆首座核电站的消息时,某报社的一位编辑特意把电话打给前方记者,核实到底是“泰山”还是“秦山”。其实,除了他之外,有很多人都把“秦山核电站”念成了“泰山核电站”。

    时光的指针倒回38年前,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总理说:“二机部(核工业部的前身)不能光是爆炸部,还要搞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也因此有了个代号———“728”工程。从那时起,秦山核电站就开始了研究、实验、设计、寻找厂址等相关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我国核电建设也随之拉开序幕。然而,这时核电站是否建设却充满了争议。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针对秦山核电站上与不上的问题说:“我认为继续搞是应该的。”这为秦山核电站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改革开放后的第4个年头,一批批来自祖国西北、西南,来自深山、大漠的核工业人,开始落户浙江海盐。

    1985年3月20日,秦山核电站工程开工建设,隆隆爆破声和挖掘机声,打破了杭州湾的沉寂。

    1991年12月15日,秦山核电站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建成投产,实现了中国大陆核电零的突破,我国成为第7个能够自主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秦山核电站实现了中国核工业人的梦想,被中央领导同志誉为“国之光荣”,称“中国核电从这里起步”。

    老老实实从“学生”做起

    1978年12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法国外贸部长后宣布:“中国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大陆核电发展也从此步入了自主研发与引进先进技术并举的道路。

    于是,继秦山核电站30万千瓦机组1985年开工建设后,1987年8月开工的大亚湾核电站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商用核电站,它开启了我国对国际二代核电技术引进的大门。其时,我国核电尚处于探索阶段,虽曾先后组织自主开发高温气冷堆、熔盐堆、压水堆、钍增殖堆等技术,但一直未获突破。而国际上二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性和成熟性已为世界上60%%以上的核电站所证明。所以,建设大亚湾核电站,还需老老实实从“学生”做起。

    百万千瓦级核电站,技术、设备和管理模式都是国外的,由中国人来建设、运营到底行不行?这一度引起了人们的争论。事实是,1997年7月1日,大亚湾核电站提前两年实现自主运营,机组运营业绩进入了世界先进水平行列。

    核电发展要赢得主动权,就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就必须拥有核心技术。

    完成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后,广东岭澳核电站也开始建设。在这里,设计自主化在悄然实施:尽管外观上看它与大亚湾就像孪生兄弟,但其中核岛土建和核岛厂房辅助系统的设计者已经换成了中国核电人。岭澳在核电自主化、国产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核岛平均国产化率达11%%,常规岛为23%%,辅助设施达50%%,远远超出大亚湾核电站国产化率仅有1%%的水平。

    几乎与此同期的秦山核电二期也在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自主化,秦山核电二期不仅在堆芯、安全系统和提高机组出力等设计方面进行了全新设计和改进,自主设计了反应堆堆芯,还通过设计咨询、科研试验等合作方式,使数万台设备实现55%的国产化。在55项关键设备中,47项为我国自主研制。2004年,《秦山60万千瓦核电站设计和建造》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至此,我国终于拥有了核电发展的“主动权”,成为世界上少数具备自主设计建造大型商用核电站能力的国家之一。

  站在世界前列突破最先进技术

    20余年的努力,中国自主设计的“二代加”(第二代核电的改进型)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已成为目前投运和在建核电站的主流。有了“二代加”打下的良好基础。2007年,国务院组建了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由其负责组织实施我国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工作,然而这次却是要站在世界前列。

    一时间,质疑声比比皆是,“我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为什么还要引进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建成电站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呢?”对此,国务院的态度很坚决,那就是统一技术路线,加快核电自主化发展,其最终目的是要形成具有自主产权的最先进的核电技术,与世界同步。

    目前,我国第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共建设4台核电机组,分别是浙江三门核电站2台机组和山东海阳核电站2台机组。

    这一切要得益于2003年党中央做出的“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决定。5年来,国家在以下方面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我国核电事业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颁布《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明确我国核电发展的目标;明确了我国核电发展的技术路线,决定走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发展道路,引进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AP1000技术,为最终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创造条件;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列入大型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重大专项,并已开始组织实施;陆续批准并开工建设一批新的核电项目。

    “根据我国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2020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在建将达到1800万千瓦,而核电装机总容量将达到全国电力装机总容量的4%%—5%%。争取到2030年,我国核电装机达10000—12000万千瓦,在技术和规模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说。

    ■延伸阅读

    我国首个核电特区———广东

    2008年7月,广东省核电建设领导小组暨核电建设专家组首次提出打造全国首个“核电特区”,批量推进广东核电规模化发展。根据规划,到2020年争取实现全省核电装机容量达到2400万千瓦,在建1000万千瓦的目标。在未来15年内,使广东核电比重达到总发电量的五分之一,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率先将广东省建成清洁能源的核电大省。

    核电建安工程有了中文保单

    2008年11月18日,中核集团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国内保险公司组成的共同体签署了福建福清核电一期工程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单。这是世界第一份核电建安工程中文保单。由于核电站投资额较高,国内保险公司承保能力相对较低,在承担国内核电站保险时,国内保险公司采用英文保单,并长期依赖国际市场。

    这种保险模式,使国内核电企业在进行保险活动时,容易产生由中英文语言差别而造成的歧义,从而无法及时有效保障国内核电企业利益。随着国内核电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国内保险公司承保能力的增强,中核集团提出了核电和核燃料等重大项目实施“集团化保险”的运作模式,积极发挥整体优势,通过集团化融资、保险加大重点工程项目的支持,重点支持核电、核燃料项目的建设。

    第一艘保存最完整的古船打捞成功

    2007年12月22日,装载着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的沉箱慢慢浮出水面,11时40分,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的“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水。

    “南海一号”整体打捞方案,是将沉船、文物及周围泥沙按照原状固定在一个沉箱内,然后整体打捞出水,开创了考古界与打捞界的先河,属世界首例。

    广州打捞局专门制作了一个长35.7米、宽14.4米、高12米、自重达530吨的超大沉箱,将古沉船及周围的泥沙全部罩住并整体打捞出水。这样不仅完好地保护了古沉船上的文物,还将具有极大考古价值的沉船本身保存了下来,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历史文化信息。这标志着我国打捞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成为我国考古界的一大创举。

    交通部救捞局局长宋家慧表示,“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为救捞系统的技术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推动了救捞基础技术、前沿技术和工程实用技术的研究。

    第一颗探月卫星

    “嫦娥”这一美妙的名字,本身就浓缩了太多中国人对于月亮的独特情感。

    “嫦娥”一期工程不负众望,创造了中国航天器史上多个第一:第一个进入月球轨道;第一次在飞行中实现至少8次变轨;第一次使用紫外敏感器进行姿态确定;第一次实现远程测控通信……

    2008年11月12日,“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亮相了,它涵盖了神秘月境的全部“领地”,揭示了月球的神秘真面目。

    这幅全月球影像图是根据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获取的数据制作的,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公布的月球影像图中最完整的一幅影像。

    “经过整整一年的飞行和探测,嫦娥一号卫星获得大量有效的科学数据,圆满地完成了科学探测任务。”中国探月工程领导小组组长、国防科工局局长陈求发说。

    “嫦娥”工程圆了我们几千年的探月梦。

  论证:40多年的艰辛路

    海拔1500米的西昌,有着“月亮城”之称。火箭升空的那一刻,西沉的夕阳和火箭喷出的烈焰在天幕上组成了一幅奇妙的图景。

    2007年24日18时05分,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成功升空。

    从西昌大山深处的发射场腾空而起,到冲进云霄天际,嫦娥一号在人们视线里不过停留短短的20多秒,发射成功似乎就在一瞬间。然而,这瞬间却凝聚了中国航天科技人员近半个世纪的探索。

    “其实,从1960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去了解,分析,综合,理出探测月球的思路。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国家一定有能力进行月球探测,实现我们的夙愿。”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说。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航天技术已经有能力用火箭把探测器发射到月球,但此时美国和俄罗斯在载人航天方面走得很远,发展载人航天比发射月球探测器更有现实意义,所以当时把载人航天提上日程,把月球探测的计划向后推迟。

    近些年来,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掀起了新一轮探月工程,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国的探月工程已箭在弦上。

    2003年年底,北京寒冷的冬天。一份厚厚的报告被送进了中南海。2004年1月23日,温家宝总理在这份报告上签字,国家正式批准了嫦娥一号计划的实施方案。同年2月,国防科工委宣布中国月球探测一期工程正式立项启动。

    攻坚:让“嫦娥”在月食期冬眠

    月球上有一座环形山叫万户山,这个名字源自我国明朝一个叫万户的人。传说,他曾经尝试在座椅下绑了47支大火箭,手拿两个大风筝,将火箭一齐点燃。不幸火箭爆炸了,万户献出宝贵的生命。他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想利用火箭飞行的人”。

    正如我们的祖先在探月过程中的不断探索,几年来,为了把“嫦娥”成功送上月球,专家们不断研究,攻克了很多难关。

    其中,一个重要难关是,嫦娥一号在一年的寿命期内不可避免的需经历两次月食。

    月食发生时,太阳光被挡住,嫦娥一号有近3小时无法通过太阳帆板吸收太阳能,失去了能量的源泉。而且如果温度太低,卫星上的仪器将有可能冻结,无法工作。在此期间需要蓄电池供给整星电源。此外,由于月球表面的红外辐射复杂,造成绕月卫星的外部条件极为多变,保持内部设备温度十分困难。

    针对月食这个问题,嫦娥一号研制队伍花了很大精力,经过论证和试验,最终确定了解决方案,通过调整整星工作模式,月食期间尽量让功率负载降下来;同时,运用了一些新技术,在热控方面进行调整,以弥补整星热量补充不够的问题。

    当“嫦娥”卫星进入地球阴影区时,按照预设程序自行关闭遥测系统,卫星蓄电池的电量将合理分配,关闭能关的星载设备,节约能源,就像进入“冬眠”,只保证大脑和心脏运行。

    振奋:“这是我的‘嫦娥’”

    用“嫦娥”命名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可谓顺理成章,没有人比这个栖居于中国古老传说中的凄美女子,更怀念她的桂树,她的玉兔。

    但一开始,这个名字还是让它的制造者们感觉“别扭”。大约在2005年,卫星和其他系统之间进行对接试验。熟稔了类似“我是长江”或“我是黄河”对接口令的男工程师们,喊出“我是嫦娥”后,老觉得不太自然。

    然而,设计难关一个个被攻克,国内最好的技术渐次赋予了它,嫦娥一号对研究者们也不再陌生。他们向朋友很自豪地介绍,“这是我的‘嫦娥’”。

    “嫦娥”一期工程创造了中国航天器史上多个第一:第一个进入月球轨道;第一次在飞行中实现至少8次变轨;第一次使用紫外敏感器进行姿态确定;第一次实现远程测控通信……组成绕月工程的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地面应用五大系统中,数十项关键技术和设备在国际或国内属首次应用。

    在一年的工作中,前往月球“探亲”的嫦娥一号要完成四大任务:获取月球全表面三维图像,分析月球表面有用元素和物质类型的含量和分布,探测月壤特性,探测4万公里至40万公里间地月空间环境。

  意义:带动整个航天事业发展

    当提出要探月的时候,人们并不理解。有人问,登月去干什么。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这个问题又不能不回答。事实上,探月工程能整体推动航天事业的发展。”绕月探测工程总指挥栾恩杰说。

    他介绍,探月对运载能力有很大的需求。比如先送一个2吨的卫星去月球,再送4吨的、8吨的,在发展中促进了运载能力的提高。

    “除了能牵引航天事业进一步发展外,还可以带动相关科技的发展。”栾恩杰说。

    天地是有联系的。地球生在太空,生在太阳系,必定与太阳系相关。把地、月、日作为一个大系统来研究,可能地上的很多现象会在太空里有所反映。比如天气变化,或者地震时,可能有很多反常现象,这些反常现象在太空可能很容易观察到。

    最重要的是,月球上的资源丰富,是人类能够开辟的第二家园,这深深吸引着有经济实力、技术实力的国家。

    目前,探月二期工程已经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准,有关部门正在组织细化具体的研制方案。探月二期工程,将研制和发射月球软着陆器及月面巡视车、自动机器人,试验月球软着陆技术,探测着陆区岩石的化学与矿物成分,测定着陆点的热流、岩石剩磁,月表的环境,进行高分辨率摄影和月岩的现场探测或采样分析,为月球基地的选址提供月面环境、地形、月岩的化学与物理性质等数据。

    二期工程之后,我国将发展新型月球巡视车,对着陆区进行月面巡视勘察。2015年或稍后,发展小型采样返回舱、月表钻岩机、月表采样器、机器臂等。

    之后,我们中国人将登陆月球,那一天让人期待。

  ■延伸阅读

    嫦娥一号所获数据显示:月球比地球更圆

    根据嫦娥一号获取的数据,中国科学家首次精确地测出了月球最高点和最低点,并发现,月球比地球更圆。

    嫦娥一号卫星测控系统VLBI分系统总体技术主任设计师平劲松表示,“月球形状接近一个完美的圆”,其形状扁率为1/963.7256,相较于扁率为1/298.257的地球,月球要更接近圆。

    11月12日,中国发布了依据嫦娥一号卫星照相数据制作的全月面影像图,专家们利用激光高度计进行高程标校,以获取全月球表面三维地形图。平劲松介绍,利用嫦娥一号的激光高度计,我们得出目前最高精度的月球地形模型,首次得到了最精确的月球最高和最低点。

    平劲松说,最低点位于极区,最高点在月球背部,两个点从地球上都看不见。与国外相比,嫦娥一号获取的两个点的综合数据精度更高。“其他国家的精确度一般也就100多米,我们这个模型精确到30多米”。

    第一架天文望远镜阵运抵南极内陆最高点

    继2005年1月18日中国实现人类首次从地面到达南极冰盖冰穹A顶峰后,中国第24次南极科考内陆冰盖考察队于2007年11月12日出发,2008年1月12日再次到达被称为“人类不可接近之极”的南极内陆最高点冰穹A。与上次不同的是,此次科考包括在冰穹A开展天文台址综合考察和安装我国首架小型光学望远镜阵CSTAR进行天文观测。

    南极冰穹C已被证实是目前地面上最好的天文观测台址,按地形的相似性,中国科考队员最先登陆的冰穹A很可能会是更好的天文台址,这为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2006年年底,中国天文学家和天文仪器专家共同提出了首台南极天文设备的研制计划,即中国南极小望远镜阵CSTAR的研制,该计划由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紫金山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合作完成,其中望远镜主体由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负责研制。

    本次天文台址综合考察活动由中国南极天文中心领导,是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天文学家共同参与的国际合作项目。

    第一张中国人基因组图谱

    治病不再千篇一律,“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图谱”让我们的“个体化”医学成为可能。这一基因组科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的科学成果,不仅是中国国家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展现,也是中国基因组科学和产业发展的新开篇。

    一周只睡14个小时,王俊在华大创下了这样一个纪录。

    谈起自己的领路人、华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长王俊,李英睿充满了敬佩:“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眼里,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和王俊一样,李英睿在华大也有一项纪录,就是48小时工作制。说到他,这个21岁的男孩有些羞涩:“其实也没有连续工作,还是趴在桌子上休息了一下。”他记得是2007年8月5日,正是炎黄计划关键的时刻,实验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工作至凌晨6点,没有回家,在办公桌上趴了一下,又开始了第二天的进度汇报。

    正是他的刻苦,他在华大脱颖而出,《自然》上发表了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测序的封面文章,第一作者里就有他。

    1%,炎黄的奠基

    《自然》上发表的这个亚洲人基因组测序就是“炎黄一号”。

    “如果没有参与当初的1%%,华大基因也不可能这么快完成今天的100%%、“炎黄一号”。正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锤炼了华大基因。”王俊说。

    这1%%,来之不易。

    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启动,但9年后,中国才获准加入。

    王俊说:“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加入这个计划。”

    1999年9月,在科技部、中科院的支持下,华大基因在第五次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战略讨论会上争取到答辩的机会。会上,中科院院士杨焕明提交了中国已经完成的近70万个碱基的测序和组装的数据,并承诺在2000年春完成1%%区域任务,征服了评定专家。那时,王俊刚进入华大,只是研究团队的普通一员,杨焕明院士是他的领路人。

    随后,借助“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推动,华大相继完成了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计划”10%%任务,并完成了家猪、水稻等一系列基因组的测定,在国内、国际享有声誉。

    100%,新的起点

    尽管取得这样的成就,但华大人并不满足,没有测定一个黄种人的基因组序列一直是他们的遗憾。

    王俊博士告诉记者:“中国人有自己特殊的遗传背景,形成了许多种群特异性的高发复杂性疾病。了解中国人群的基因组序列信息是一切研究中国人基因与疾病、健康相关性的基础。我们一直就想测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亚洲人)自己的基因组图谱,但因为经费需求巨大而一直搁置。”

    2001年,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绘制的白种人基因组耗资30亿美元。随着测序技术的迅猛发展,测序成本也随之下降了数百倍。2007年,在美国为一个人进行所有的基因检测费用为2000万美元。2007年3月,华大基因开始接触“炎黄计划”。2007年6月,在深圳市政府、中国科学院、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下,120余名科学家正式进驻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开始了被命名为“炎黄一号”的中国人基因组图谱的测序工作。

    华大,《自然》的选择

    第一次这样大规模的测定人的基因组序列,没有人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整个团队一边磨合一边工作,都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成本完成实验。在所有的人员当中,数据分析负责人李英睿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尽管只有21岁,但如果算上实习的经历,他称得上是一个老员工了。

    王俊说:“这是个好学上进的年轻人,别人是24小时的生活周期,他是48小时。”

    正是许多像李英睿这样的员工,测序技术的不成熟性、短片断组装和比对的算法软件、数据的存储和规划等所有的困难,被一一克服。

    2007年8月3日,实验结果偏离预测,所有的科研人员集中起来自己摸索,一边讨论、一边实验,连续三天不间断的工作才解决这个问题。

    李英睿回忆说:“这是一个试剂的污染引起的,因为从来没有大规模的这样做实验,没有任何借鉴。但我们终于解决了。”

    2007年10月11日,中国的研究团队成功绘制出第一个完整的中国人基因组图谱。这个中国人的基因组图谱也被国际顶级学术刊物《自然》作为封面文章发表。

    炎黄,未完的计划

    如果说“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基因组学研究工作的新起点,那“炎黄一号“就是“炎黄计划”的起点。

    王俊告诉记者:第二步将是选取100人做出中国人基因组标准序列图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中国人的个体化医疗体系。他说:“我们已经测定了约40个中国人的全基因组序列。我们还将开展代谢综合征和癌症计划,研究清楚基因与复杂性疾病之间的真正关联,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基因与健康的应用。”

    他预测: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成熟和成本的降低,10年后人们可以仅仅花1000美元得到自己的基因组图谱,然后通过临床医学找到致病基因,再有针对性地通过改变生活习惯、药物治疗等方式对付疾病。届时,那些动辄需要上万元医疗费、像先天性心脏病之类的遗传性疾病,可能只要花几千元就可轻松治愈。

    21世纪是生命的世纪,生物技术基础研究领域的任何突破对整个生命科学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炎黄计划”将从根本上影响疾病的预测、预警、预防和治疗方式,推动个体化医疗和健康的新发展模式。

    ■延伸阅读

    两代人的共同选择

    能同时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和炎黄计划,王俊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

    在北京大学读生物期间,他就“别出心裁”地辅修计算机、人工智能。当时杨焕明院士正在筹建基因研究中心(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前身)。有天,杨老师受邀来北京大学讲课,讲的正是基因研究的应用前景。这堂课让王俊确定了自己人生道路。

    1999年春,我国开始承担1%%的人类基因测序任务,急需既有生物学背景,又精通计算机的复合型人才,王俊很自然地参与进来。

    “现在看来,当初的路是走对了。”王俊说,“好行业,好领路人,好团队,将会有一个好的前景。”

    尽管条件艰苦,但李英睿从来没有丝毫后悔。他的选择和他的领路人王俊如此相同。

    2006年,他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大二的学生,王俊来北京大学主讲“生物信息学”,那个时候,李英睿选择了华大。2006年暑假,他如愿以偿的在华大实习,参与家猪基因组的分析。“后来就一直没有离开华大,边上学,边实习,直到毕业正式到华大工作。”李英睿说,“像我这样的有很多,还有一些从国外回来的。华大这个平台吸引了我,如果不是在华大,我也不会这么快在《自然》上发表文章。”

    第一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色长廊”

    2003年8月,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开始实施。到2006年,塔里木沙漠公路两侧已建成全长436公里、总体宽度72米至78米、总面积为3128公顷的灌木林带。世界上第一条穿越流动沙漠最长的“绿色长廊”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呈现。

    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风动力条件充足、风沙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地表组成物质松散且易于流动,以此形成的风沙环境对沙漠公路安全运行构成了巨大威胁。为了解决流沙掩埋公路问题,有关方面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防沙,但效果不佳。为了从根本上防止流沙侵害,中石油和中科院联手在先导试验的基础上沿沙漠公路两侧进行大规模绿化建设,并对生物防沙技术进行了长期研究,解决了这一世界难题。

    第一次实现复合系统量子态隐形传输

    2006年,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实现了两粒子复合系统量子态隐形传输。这种被世界科学界称为“幽灵般量子态隐形传输的技术”,来无影去无踪,有可能让人体等物质如同幽灵般实现异地转移、传送。这既是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复合系统量子态的隐形传输,也是我国科学家首次在《自然》杂志子刊《自然?物理》发表封面文章。

    粒子中出现的“纠缠”现象,曾被爱因斯坦称为“遥远地点间幽灵般的相互作用”。1997年完成的单光子量子态隐形传输,是量子信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其后,各种各样的量子态隐形传输实验得到了实现,但所有的实验都只能传输单个粒子的量子态。由于和单个量子态相比所具有的复杂性,实现复合系统量子态隐形传输在技术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不仅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复合系统量子态的隐形传输,而且第一次成功实现了六光子纠缠态的操纵。

    第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

    这是具有较好的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的科学研究基地,这是能够代表国家水平的学术活动中心,这是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高水平“国家队”……  

    “国家重点实验室”———当罗曼丽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时,还弄不清楚它的具体含义,却已体会到其中的分量。她知道这和以往面对的科研课题不一样,但当时的罗曼丽没有意识到,这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1984年4月的一天,中科院自动化所如往常一样,大家在各自忙碌着。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科研人员的罗曼丽被单独叫到胡启恒的所长办公室,被告知要她参加模式识别实验室的筹建工作。

    从一个概念开始

    “1984年我们一起参加筹建工作的还有王成业等几个人,1985年,筹备组又增加几个年轻人,其中有几人是留学回来的,1986年,马颂德博士留学回国后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家都感到任务很重,责任很大。”罗曼丽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那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在国内没有前车之鉴。1984年4月筹备组成立后,按照“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的要求,在充分调研当时国内外有关学术领域发展的基础上,1984年7月,一份详尽客观的《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可行性报告》诞生了。

    1984年8月,“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可行性论证会”召开,这份用时三个月完成的报告顺利通过了专家论证。

    可行性报告通过论证后,另一份重要文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任务书》开始制定。“这份任务书获得批准意味着国家重点实验室进入了建设周期。”罗曼丽说。按照建设任务书,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得到了国家计委1150元万人民币的资金投入。从1985年到1987年初,仪器设备的引进、装机、调试、机房建设,罗曼丽一直忙碌着,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概念在她脑中越来越清晰。

    1987年9月,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召开,会上讨论并研究了实验室的长期与近期研究方向,制定了实验室的课题基金指南。同年12月实验室通过国家验收。

    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先后开始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有10个。由此,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概念渐渐丰满起来。

    “武装”起一个平台

    “开放”一直是国家重点实验室概念的一个重要内涵。“胡启恒所长给我们定的方针是‘边建设、边开放’。”罗曼丽说。虽然当时的实验室就建在临时改造的机房,但随着第一批引进设备的到位,经过调试安装,实验室进入“准工作状态”。

    那时实验室已经开展了有关课题的研究并且争取了一批“七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和“863”研究项目,还参加和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活动。

    当实验室在学术委员会通过课题基金指南后,1987年10月,向国内外200多个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等发放了课题指南和课题申请表。开放的消息传出,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西安、哈尔滨……全国高校院所的200多个研究人员提出了申请。经学术委员会评审,批准了其中30多个课题。

    经过三年的建设,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初具规模,并且完成了建设之初的规划目标———在领域内,达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国际先进水平。这时,已经成为实验室副主任的罗曼丽,更多的感受到了来自国内外同行对实验室的认可。

    成就一支“国家队”

    一道弧光贯穿SKL(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英文缩写,即StateKeyLaboratory)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背景中是蔚蓝的地球和苍茫的宇宙———这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标志,悬挂在每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显著位置。在罗曼丽乃至每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人的眼里,它都是荣誉与责任的象征。

    80年代末90年代初,第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相继通过验收,我国改革开放后实施的第一个基地建设计划正稳步推进。从1984年开始,我国先后建设了178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20年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突出成绩已为国际科技界所关注。1995年《Science》中国专刊对我国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做了大篇幅的报道。在其描述的我国优秀研究集体中,国家重点实验室占了大半以上。1997年《Nature》发表的一篇评述性文章对我国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把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并列为远东地区(除日本以外)两个“已接近世界级水平”的研究单位。

    “国家这一步确实是走对了。”已经退休的罗曼丽还是十分关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各种消息,作为第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建成的亲历者,看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如今的发展,心里感到十分欣慰。

    第一次潜艇水下发射导弹

    1982年10月12日,我国潜艇水下发射巨浪一号战略导弹试验成功。巨浪一号固体战略导弹的发射成功,表明我国战略导弹技术又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

    1982年,巨浪一号的研发进入潜艇水下发射试验的实施阶段。10月7日,由潜艇水下发射第一发巨浪一号遥测弹,但出水点火不久,导弹失控翻转,在空中自毁,试验失败。经过总结经验教训,对遥测数据分析,找到了故障的原因,采取措施消除了姿态失稳的故障。10月12日,潜艇进行第二发遥测弹水下发射,导弹按预定弹道飞行,弹头准确落到预定海域,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

    1983年12月22日,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I,运算速度每秒1亿次。银河机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计算机科研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1984年6月28日,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银河亿次计算机”获特等国防科技成果奖。该机于1983年研制成功。

    这台由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的张爱萍上将命名的巨型计算机,主机平均无故障时间长达441小时,远远超过鉴定大纲的要求,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我国巨型计算机的空白,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世界研制巨型计算机的行列,成为由中国科技人员自行设计的第一个每秒向量运算1亿次的巨型计算机系统。

    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时任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兼巨型计算机项目总指挥和总设计师的慈云桂,在银河-I型研制成功之后,挥笔写下七绝《银河颂》:银河疑是九天来,妙算神机费剪裁。跃马横刀多壮士,披星戴月育雄才。

    典型实验室的非典型故事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于1984年开始筹建,组长为原中科院副院长、当时任自动化所所长的胡启恒院士,实验室于1987年提前一年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对国内外开放。实验室第一任主任是原科技部副部长,原自动化所所长马颂德研究员。现任主任是原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所长,现任中科院副秘书长谭铁牛研究员。

    故事一:美国扣下了关键设备

    在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规划中,有一份设备进口清单。由于当时国内的技术条件,实验室的全部设备都要从国外引进,其中两台关键设备让实验室苦等了三年。

    实验室需要的这两台设备是美国Symbolics公司研制的Symbolics3675计算机,但由于这一设备刚刚研制成功,美方十分“吝啬”。为了这两台机器,实验室甚至请来了美国使馆的科技官员来参观实验室,但直到1986年年底,实验室设备全部到位,仍不见这两台计算机的“身影”,只好选择了另一种性能稍逊的设备作为替代。

    故事二:买了40万元电力债券

    拿出1150万元人民币建设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样的资金投入在改革开放初期可以说是大手笔了。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用起这些钱来也是精打细算,但还是多了一笔“额外支出”———40万元电力债券。

    实验室当时用的是“三类电”,白天电压不稳,并且随时有可能断电。这给实验室的科研工作开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突然断电不仅会使实验数据荡然无存不说,“上窜下跳”的电压还会损坏实验室从国外引进的设备。

    为了保护实验室的设备,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分三班24小时监控电压,同时购买交流稳压器和不间断电源设备。并且去北京市供电局交涉,请供电局的同志优先保证这条线路的供电,中科院自动化所还出资40万元购买了150千瓦的电力债券,也算为设备上了份“保险”。

  故事三:念念不忘的76亩地

    现在的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坐落在中关村核心区,但对于实验室的“老人”来说,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个叫“76亩地”的地方。

    “76亩地”的名字是怎么个来历,很少有人能说清了,但在那儿工作过的人都清楚的记得周围那一片片农田和崎岖的田间小路。小路的尽头,一幢灰色无窗的建筑,“伪装”得像个仓库,里面便是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办公地点和机房。

    下过雨后,路上的水能没过膝关节,没有路灯,路上井盖也经常没有盖上,有时实验室人员就会因井坑没盖井盖而摔倒。与现在的条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第一列动车组

    2007年4月10日上午8时40分,京广铁路线许昌至安阳段首次试用了(CRH)国产动力车组运行。

    我国时速200公里及以上动力组,统一采用“CRH”的简称,这是“中国铁路高速”(ChinaRailwayHigh—speed)英文字母的缩写,意为“中国铁路高速列车”。

    “CRH”简称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标志着中国铁路已经掌握了时速200公里及以上动车组核心技术,展现了中国铁路装备现代化的重大成就;二是创立了中国铁路高速动力车组的自有品牌,同时也与国际惯例接轨;三是表明时速200公里及以上动车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归铁道部所有;四是标志中国铁路以此为起点,进入全新的高速列车时代。

    2007年4月18日我国铁路实施第六次大面积提速后,动车组将按新的运行图编组运行,时速可达200公里至250公里。

    第一条城际高速铁路

    今年4月11日,第一列国产化350公里动车组下线,8月1日,开始在京津城际高速铁路运行。在生产过程中,技术人员对于车辆的设计进行了多项优化和改进,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国的环境  

    2008年8月,当北京沉浸在奥运带来的激情中时,并非所有目光都被奥运场馆的激烈赛事所吸引。一位同事告诉我,当时她想带着孩子去“鸟巢”看看,但听说北京到天津之间的铁路新上了一种“跑的特别快的车”,便问孩子要不要去坐坐尝试一下,最后没去“鸟巢”,而是直奔了火车站。

    但显然,有好奇心的并不止她们娘俩。“买票的人太多了,都想坐这车,跟本买不上票”,同事说。无奈之下,计划只好暂时搁浅。那么,究竟是什么车,它跑的有多快,能吸引那么多人的注意,甚至抢了奥运比赛的风头?

    车站内,车头标有“CRH3”标志的乳白色动车组,便是答案所在。“CRH”,“ChinaRail鄄wayHigh-speed”的缩写,意为“中国高速铁路”。“CRH3”是我国引进德国先进技术,由北车集团唐山机车车辆厂生产的时速350公里动车组。350公里的时速,意味着列车每秒运行速度接近110米,从北京到天津,仅需28分钟,只相当于很多北京人上班路上花费时间的一半甚至更少。难怪这么多人不去看奥运比赛,而要赶着享受一把“极速体验”。

    今年4月11日,第一列国产化350公里动车组下线,8月1日,开始在京津城际高速铁路运行。在生产过程中,技术人员对于车辆的设计进行了多项优化和改进,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国的环境。唐山机车车辆厂副总工程师陈亮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是如何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将350公里动车组“中国化”的……

    速度不降载客增加

    车头,是改进的重点之一。

    陈亮说:“CRH3”的原型车车宽是2.9米,为了提高载客能力,我们将宽度增加到3.27米,使车的定员由400人增加到500人。”但宽度增加后,空气阻力也会相应增大,这对列车的速度有直接的影响。这就需要通过对车头的改进来解决。对于350公里时速动车组而言,车头的意义决不仅仅是美观大方那么简单,陈亮举了个田径的例子来说明车头的重要性。

    经常看长跑比赛的人会发现,一开始跑在前面的人,往往不是最后的冠军。因为人在运动过程中会遇到空气阻力,跑在前面的人能够将空气阻力排开,后面的人在跑步过程中所受的阻力就小的多。因此现在的中长跑比赛时各队一般都有几名选手参加,派实力弱一些的队员跑的前面,而有希望夺冠的队员在后紧跟,当冲刺时才会真正发力,一决高下。

    列车运行中也会遇到空气阻力。没有“领跑者”,列车只有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一般而言,头越尖,排除空气阻力的能力越好,比如子弹。因此,技术人员适当地加长了车头的长度,使车头的长度和宽度更成比例。同时,优化头型的曲线,因为在高速运行的情况下,车头的曲面稍有不同,对车的平稳、震动和风躁声的影响都非常大。

    按照特定的计算方法,技术人员在将各参数输入之后进行计算,并根据结果对车头进行了改进。“4月11日我们自己组装的车下线之后,最快能冲到时速394.3公里,这在国际上也可以说是高速列车的最高速度了。”陈亮说。

    改进轮轨快速稳定

    如果说增加车宽是为了适应我国客流量大的需要,那轮轨的改进,则是为了让国产350公里时速动车组更好地适应我国的“路况”,也就是让列车的车轮和钢轨之间能够匹配,满足列车运行稳定性的要求。

    人们也许奇怪,列车车轮不是套在钢轨上就可以了吗,何来匹配之说?其实不然。从正面看,我们看到的列车车轮和其他车轮形状并无不同,都是圆形。但从侧面看,列车的车轮形状则呈一个斜面,两侧的轮子看上去有点像两把刀口向外、头朝下的西瓜刀,通过和钢轨之间的角度,被固定在钢轨中。

    列车车轮为什么被设计成这样?因为列车是按照蛇行线路向前运行的,这种运行方式非常有利于过弯道。和其他交通工具不同,列车没有转向制导工具。我们骑自行车或开汽车,转弯时转动车把或方向盘即可,但列车只能做前进或后退两个方向的运动。当遇到弯道时,凭借列车本身的蛇行运动,不需要转向制导就能通过。我们平时乘坐列车,因为速度很快的缘故,很难察觉到列车的这种运行方式。

    让新生产的列车适应“路况”,也就是给车轮的斜面找到合适的角度。如果斜面的角度过大,那么列车过弯的能力就会降低;如果斜面角度小,钢轨无法很好地“卡住”车轮,列车运行中的摆幅就会增大,造成倾覆或脱轨的隐患。因此技术人员要找到合适的角度,使列车既能保持高速的过弯能力,又能很好地控制摆幅,保证稳定和安全性。

    通过在计算机内进行仿真模拟,优化轮轨关系的参数,技术人员确定了合适的角度。现在,350公里时速动车组已经在京津城际铁路运行了四个月的时间,“到现在一切正常,这个项目在技术上已经问题不大了。”陈亮说。

  地板防震玻璃“减速”

    本文开头提到的我的同事,前几天终于如愿以偿地带着孩子体验了一把“CRH3”,速度快自不必说,留给她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列车的舒适。“挺平稳的,声音也不大,孩子也没晕车。”她说。

    为了保证旅客的舒适,技术人员可是下了一番功夫。首先,他们将所有的座椅都设计成可旋转的。这样就能保证所有乘客都能够始终面对车头的方向,有效避免晕车情况的发生。乘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调整座椅,非常人性化。

    列车高速运行下产生的噪音和震动是影响舒适度的两个重要因素,而很大部分的噪音和震动都是从铁轨上传来。因此在安装地板时,技术人员采用了“浮铸”的方式:地板并不和车厢底部直接连接在一起,而是在两者之间放入真空材质的非金属材料,如塑料泡沫,形成一个“缓冲层”,既隔音,又防震。座椅连接地板的固定槽,也预留了活动空间。当震动传来,经过“缓冲层”时力量会被削弱,座椅固定槽内的空间使它可以随着震动的力量而移动,使震动很快消失,乘客很难察觉。这也大大提高了列车在紧急制动时旅客的安全性。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列车的玻璃,因为它将窗外的景物“慢放”了。陈亮说,“CRH3”一秒钟跑100多米,窗外景物一闪而过,很容易使人产生眩晕感。因此我们采用了一种减速玻璃。从普通玻璃看出去,窗外景物倒退的非常快,但使用减速玻璃,就看不出那么快的速度。原来,这种玻璃根据光学原理设计,由3层组成。玻璃的厚度不一样,反射也不一样。通过玻璃的反射,将景物变化的速度减慢。以350公里的速度行驶,通过玻璃看到的景物,感觉车速不会超过100公里。

    结束语

    到现在,国产350公里时速动车组已经在京津高速铁路上跑了4个月,高密度的运行,对列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一个挑战。陈亮他们通过对列车高速运行进行动态监控,来积累相关的经验,现在,一切正常的结果令人欣慰。同时,新的挑战又在等待着他们,那就是世界上唯一一条1000公里等级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速。

    京沪高速建成后,北京到上海的时间从11个小时缩短为4个多小时,这样就把北京和上海这两个政治经济中心放在了一个平台上,不仅能够极大密切两个中心之间的交流,而且对沿线各城市的发展会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

    国产350公里时速动车组的诞生,标志着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我国的高速列车制造技术实现了一个飞跃。

    ■延伸阅读

    青藏铁路建成通车

    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圆了许多人向往雪域高原的梦想,创造了世界高原铁路的建设奇迹。

    2001年初,国务院批准建设青藏铁路。新建设的青藏铁路为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18公里,途径多年冻土地段550多公里,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965公里,最高点为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和最长的高原铁路。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首发拉萨的城市有北京、成都、重庆、西宁、兰州,之后又陆续有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加入青藏铁路的运行,大批的旅游者正通过铁路前往西藏旅游并享受着与以前完全不同的西藏高原风光及旅游体验。青藏铁路创造了世界高原铁路的建设奇迹。它的建成通车将对推进青海、西藏的经济发展、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第一个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由中国科学院和云南省共同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落成竣工。该种质资源库将建设成为国际上有重大影响、亚洲一流的野生生物种质保存设施和科学研究平台,为我国野生生物种质资源的保护、研究及合理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条件。建成后的资源库包括种子库、植物离体种质库、DNA库、微生物种子库、动物种质库、信息中心和植物种质资源圃,将收集保存1.9万种19万份(株)种质资源。

    建设中国西部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是我国政府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将对中国参与全球生物技术产业竞争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英国《自然》杂志专文报道了该项目的启动。国际著名植物学家、美国密苏里植物园主任PeterRaven和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主任PeterCrane都到建设现场进行了考察,并给予高度评价。

    第一次人工合成天然青蒿素

    青蒿是中国传统治疟药物。1973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等有关抗疟药物研究协作组织,从中药青蒿中分离出优于氯喹的抗疟新药青蒿素。这种高效低毒的抗疟新药对恶性疟或间日疟均有独特疗效,在全国得到临床使用,受到国内外药学界的关注。

    1976年,上海有机所、中医研究院和生物物理所合作,通过X射线衍射晶体分析方法,解决了青蒿素的化学和空间结构与绝对构型问题。1979年起,上海有机所又开始研究天然青蒿素的人工合成。青蒿素具有十分奇特的结构,含7个手性特征分子,人工合成难度很大。科研人员经过大量试验,终于在1982年完成天然青蒿素的人工合成。这项成果及其后续工作,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1年,上海药物所对青蒿素进行结构改造,还合成抗疟作用更好的3种衍生物。

  第一次南极科考

    白雪皑皑的南极总是向世人散发着诱人的气息,千年的冰川,成群的企鹅,仿佛向人们述说着南极的神奇。1984年,这片古老的土地迎来了一批新的客人:中国科考队员。他们历经艰辛,将要在这里建立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  

    2008年11月18日,冰天雪地的南极一片沸腾。

    经过长达约30天、8855海里的航行,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顺利到达中国南极中山站。

    就在中国第24次南极科考队在中山站越冬的19名科考队员敲锣打鼓,列队欢迎远道而来的同事的同时,远在12000公里之外的上海浦东中国极地研究中心,颜其德和董兆乾一样是欢欣鼓舞,心潮澎湃。

    一路风雨,一路辉煌,作为1984年参加中国首次南极科考队的两名老队员,他们见证了中国南极科考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历程。

    想尽办法,也要登陆南极

    20多年前的一天,颜其德研究员眉头紧锁。此时的他,当知道国家要进行第一次南极科考时,心头荡漾着兴奋,但想到一系列登陆南极的棘手问题,心情又控制不了地有些沉重。

    作为南极科考总体计划起草人,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我国去过南极的人极少。

    南极地形复杂,气候环境条件极端恶劣,到处充满着未知的危险。1984年以前,我国只有极少数人搭载国外的船只和飞机去过南极,而仅仅凭这些人就进行中国第一次南极科考是远远不够的。

    另外一个让他头疼的重要问题就是用什么船只把科考队员送到南极,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抗冰船,更谈不上更先进的破冰船了。南极是冰的世界,陆地上是大大小小冰川,海洋布满着千姿百态的冰山,结实坚硬。没有破冰船,意味着在南极寸步难行。

    怎么办?这些问题困扰在颜其德心头。

    “人才缺少,就从国外请来专家培训;没有破冰船,我们就把自己的船进行改造。”颜其德说。

    在经多方技术分析论证并作了必要的改装后,领导果断决定,就使用具有远洋续航能力的“向阳红10号”和“J121”两艘万吨级考察船组成编队航行,远涉太平洋赴南极考察和建立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

    “因为该船没有破冰能力,所以就要找冰情不严重的地方去登陆。”中国极地研究所所长董兆乾介绍。

    就在当年,当时的海洋局局长、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副主任罗钰如,带领首次南极洲考察队副队长董兆乾等队员,搭载国外的船只去了西南极考察。考察中发现,西南极的海冰状况比东南极轻得多。于是,决定去西南极实行登陆。

    不管想什么办法,一定要登陆南极,这是当时老科学家们的心声。

    形势逼人,我们已没有选择

    美丽的南极,一直向世人散发着诱人的气息。

    目前,在南极已发现的矿产就有220多种,南极洲的天然淡水,占整个地球表面淡水储量的72%。

    董兆乾说,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的12个国家1959年订立了《南极条约》,1983年,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的成员国。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只是《南极条约》缔约国,不是协商国。

    对于缔约国和协商国的区别,颜其德给记者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就像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很多国家都可以参加,但不是所有国家都能举办奥运会,不少国家也只是举着旗帜,象征性挥舞一下。缔约国就属于这些挥舞旗帜的国家,在南极事务上,他们只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

    那时,我国是以观察员代表团身份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在南极会议上,代表们的位置都布在会议大厅边缘地带,代表们的也只是在那聆听协商国的讨论,那种心情难以言表。

    “另外,当时接近《南极条约》30周年,各个国家将对条约进行重新讨论,如果在那时,我们还没有决策权,将对我国以后的南极国际地位有着严重的影响。”董兆乾介绍。

    而要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登陆南极,建立南极考察站和在南极科学研究上作出贡献是必需的。形势逼人,我们已经没有选择。

    一路坎坷,建立第一个南极站

    时间定位在1984年11月20日。

    那天,“向阳红10号”远洋科学考察船和海军“J121”打捞救生船,并肩昂首停靠在黄浦江边,两船主副桅杆上按照航海的最高礼仪挂“满旗”,向祖国和人民致敬。10点05分,指挥台上一声令下,汽笛长鸣,考察船在鼓乐声和鞭炮声中徐徐离开码头,驶向黄浦江口。

    首次南极科学考察,包括两大部分:南极建站及南极洲、南大洋科学考察。共有591名航海人员、科学工作者及施工人员参加。

    谈起这一路艰辛,颜其德和董兆乾都感慨万千。

    “可以用‘拼命’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的工作。”颜其德说。

    当船到达南极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把2000多吨的货物从船上卸下来,运到南极大陆上去,备建站之用。

    “要卸下货,必须要建设一个卸货码头。当时,编队指挥部研究,要抢建卸货码头,必须组建一支精悍的突击队,突击建设码头,最后我们在考察队和海军官兵中各挑选10名身强力壮的“铁杆”队员组成一支精悍的突击队,任命我担任队长,要在4天之内把码头抢建好,军令如山。”颜其德说。

    冰天雪地,这些突击队员们站在刺骨冰水中。两人一组,一个扶握钢钎,一个抡铁锤,硬是把钢钎打入坚硬的海下陆地中。有一个队员的手还被锤子砸到,当时就鲜血直流。但他只是简单包扎一下,又投入了“战斗。”

    海上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经常遇到暴风。在路上,就遇到12级的大风。“当时一个2吨重的卫星通讯天线就被吹断,砸到甲板上,幸亏当时甲板上没人。”董兆乾说。

    硕果累累,拉开极地科考新序幕

    首次南极成功科考拉开我国极地考察的序幕,从此我国极地科考事业飞速发展。

    1985年2月,中国在位于西南极洲南设得兰群岛的乔治王岛建立的第一个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同年,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

    1989年12月,我国在位于东南极大陆的拉斯曼丘陵上,建立了第二个南极科学考察站———中山站。

    1991年,中国科学家参加了挪威、前苏联、冰岛科学家的北极考察。

    2004年7月28日,中国人不会忘记这个日子,我国在斯瓦尔巴群岛的新奥尔松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北极科学考察站———中国北极黄河站。

    “20多年来,我国成功组织了24次南极科学考察,在极地冰川学、海洋学、地质学等领域积累了大量观测数据,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人类认知极地作出了积极贡献。”颜其德说。

    今年进行的第25次科学考察队,将在冰盖的最高点———海拔4093米的冰穹A地区建立中国首个南极内陆科学考察站昆仑站。

    “这对我国以后的南极科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董兆乾说。

    ■延伸阅读

    南极发现1224种新物种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科学家12月1日宣布,世界首份有关南极洲海洋与陆地动物目录已经公布有1224种新物种。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海洋中发现的,而且大部分都生活在海底。

    来自英国南极调查(BAS)和德国汉堡大学的一支科考小组在英国RRS詹姆斯-克拉克罗斯号考察船上呆了7周。在这次调查中,科学家记载了大量海洋和陆地物种,包括海胆、自由游动的蠕虫、甲壳类动物、软体动物、螨类和鸟类。

    第一次设立科学院科学基金

    1981年5月15日,在参加第4次学部委员大会期间,包括谢希德在内的89名学部委员联名给中央写信,建议国家专门拨出一笔经费,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以资助面向全国的基础性研究。该建议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中国科学院为实施基金制度做了一系列工作。11月14日,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会议通过《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试行条例》。1982年3月2日,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23位学部委员组成,卢嘉锡任主任,严东生、谢希德任副主任。

    该基金自1982年开始受理申请项目,经各学部组织同行评议,到1986年共资助4424项课题,资助总金额1.72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全国基础性研究。中国科学院主管这项基金时,严格限制院内人员的申请项目,因此,科学院仅占资助金额的14.6%%,高等院校占74.8%%,其余为企事业单位及大协作项目。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建立,进行了基础研究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为推行基金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5年3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的方针”。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这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也是我国对基础研究领域的资助实行国家基金制创新性的探索。

 

    第一次在珠峰点燃奥运圣火

    2008年5月8日上午9时许,北京奥运会圣火成功登上珠峰。这是奥运圣火第一次登上世界最高峰,创造了奥运圣火登上世界第三极的新纪录。

    奥运圣火在珠峰的传递,是科技奥运、绿色奥运和人文奥运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科研人员、登山队员、气象部门、后勤保障等部门通力合作近两年的成果体现,是中国人民智慧的集中表现。

    2006年1月17日,北京奥组委正式致函航天科工集团,委托其就奥运火炬珠峰燃烧技术进行科研攻关。航天科工集团随即成立了火炬研发部,抽调了其所属三院海鹰集团、31所、四院航天晨光股份公司等多家单位的80多名技术骨干参与项目攻关,并聘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洲为该项目总设计师。

    研制珠峰火炬燃烧系统虽属民用项目,但航天科工集团把它当作一项国家重大工程,按照航天型号研制的管理模式,曾向承担主要攻关任务的集团三院院长下发了奥运火炬项目“责任令”。

    第一次用现代方法阐明中药复方治疗机理

    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第一次用生物化学的方法,从分子水平阐明了中医复方黄黛片治疗白血病的多成分多靶点作用机理,说明中药方剂“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不仅是科学的,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这一研究成果被权威杂志《美国科学院院报》在2008年3月10日发布。主持这项研究的陈赛娟院士表示,这是中国首次用现代研究方法阐明了中药复方治疗机理,并获得了国际医学界的肯定。

    近年来,西医正逐渐认识到联合治疗方法的益处,而中医通过近10万种复方倡导联合疗法已有2500年的历史了。

    中药复方虽然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一定疗效,但是大多数复方的有效成分尚不明了,作用机理也不清楚,造成推广应用受到限制,现代生物医学的主流对中医的关注也十分有限。利用现代的研究手段探究中医理论与方药应用原则,成为促进中医创新发展并实现现代化、国际化的迫切需要。

    第一架支线飞机

    我国首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ARJ21-700新型涡扇支线飞机在上海首飞成功。这标志着我国喷气客机的研制取得重大突破,也为我国“大飞机”梦想翻开了新的篇章,增强了发展大型飞机产业的信心。

    2008年11月28日,上海飞机制造厂试飞站,天气晴好。12时23分,蓝白相间的“翔凤”滑行、提速、升空,在1000米左右的中低空飞行约1个小时后顺利返航着陆,ARJ21-700新支线飞机成功实现了它的首次蓝天之旅。

    从此,中国的航空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该项目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完成总体设计、系统集成、总装。这次成功首飞,标志着我国在新型喷气支线客机研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也标志着中国飞机正式跻身于世界新型民用客机的行列。

    “一波三折堪回首,苍山远去水无声”,这是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总经理罗荣怀回首中国民机研制的历史时说的话。而从2002年国务院批准立项研制ARJ21飞机到如今首飞的实现,“翔凤”和中国航天人一路走来也并不简单。

    从零部件供应商到主承包商

    在ARJ21飞机项目运作过程中,中国首次以主承包商身份,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招标方式选择能共担风险、共同发展的供应商,完成了由国外航空企业的零部件供应商到主承包商、由配角升为主角的转变。

    全球采购和协同是全球航空工业的潮流,目前,无论是波音还是空客,从不苛求本地产率或国产率,包括俄罗斯前不久下线的苏霍伊-100喷气飞机,也是采用许多国外设备。此次中国自主研发的ARJ21-700飞机在许多关键设备上采用了国际招标的方法,并最终选定了美国GE公司、霍尼维尔公司、汉胜公司、科林斯公司、帕克公司、欧洲利勃海尔等19家世界顶级系统供应商。

    与这许多供货商协调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和这些供货商的合作范围包括发动机性能能否满足要求,装在飞机上的气动特性是否匹配等,匹配期间与其中一家公司交换的文件就多达1800多份。

    “跨国公司按照中国的标准设计供货,最后拼在一起必须无缝连接,否则就表明中国制造飞机的整体水平不够先进。因此,对同一个问题重复协调多次也是常有之事。”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民用飞机部原部长王启明告诉记者。

    民机是一种战略性产业,战略性产业的关键是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ARJ21飞机项目中尽管采取了请国外公司咨询、在世界范围内选择供应商等方式,但是飞机设计核心技术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始终控制着这个项目的主导权。

    从“一厂一所”到分工承制

    在这次新支线飞机研制中,中国一航采用了全新的运作机制和管理模式,实现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2002年10月,由国内多家飞机制造企业参股的股份公司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从那时起,ARJ21飞机开始由中航商飞作为项目公司,除了飞机发动机和机载系统通过世界19家知名企业全球采购外,国内实力最强的四大飞机制造厂按专业化分工的方式承制飞机结构部件,最后由上海飞机制造厂进行总装和系统集成。而在过去,我国研制一架新型飞机都是由一厂一所来完成。

    四大飞机制造厂中,成都飞机制造厂负责机头,西安飞机制造厂负责机身,沈阳飞机制造厂负责尾段和垂尾,上海飞机制造厂负责平尾和总装。4家厂制造同一架飞机,每天的工程问题协调单往往需要处理50多份。为了做好制造部门内部的协调和制造与设计的协调,中航商飞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还建立了由总设计师、总工程师、总质量师组成的三总师系统例会制度。

  从仿制模式到雏鹰振翅

    改革开放以来,在军用飞机领域,我国自主研发了飞豹歼轰机、枭龙和歼10战斗机等机种,为国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民用飞机产业一直相对落后,没有走出仿制的模式,没有研制过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机机型。

    1985年,中国第一个大飞机项目“运十”曾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流产。中央曾对民用飞机工业发展制定的“三步走”计划也因依赖外国技术而走了弯路。以往的挫折让我们认清,寄希望于技术转让行不通,关键的核心技术是无法通过市场购买的。

    我国民航技术要发展,只有依靠自己,依靠自主创新。中国一航总经理林左鸣指出,自主创新是根本,民机发展的根基要“立”在自主创新之上,不是“立”在国际合作之上,两者必须结合。

    ARJ21飞机项目终于使我国在50多年民机发展过程中拥有了一个自行研制、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很强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它不仅是自主创新的一次成功实践,还完成了我国航空力量的整合,并确立了以我为主,开展国际合作的模式。这对探索我国民机发展模式、建立我国民机研制生产体系、推进大型客机项目实施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飞机要在国际上打出品牌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次的ARJ21飞机项目将风险标准定为“极不可能”,又以取得美国联邦航空局适航证为目标,相信这样高水准,严要求下生产的飞机一定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中国航天业的腾飞亦指日可待。

  ■延伸阅读

    “翔凤”飞天时间表

    2000年2月,我国启动新型涡扇支线飞机的研制发展工作,ARJ21进入设计阶段。

    2002年4月,国务院批准立项研制ARJ21飞机。2003年11月,ARJ21项目完成预发展阶段评审。2004年,首批结构图纸出炉。2006年5月,项目从详细设计阶段转入全面试制阶段。

    2007年3月30日,首架飞机在上海开铆总装。同年6月,全机实现对接。

    2007年12月21日,首架ARJ21-700飞机总装下线。

    2008年5月11日,大飞机项目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ARJ21项目公司划入前者管理。

    2008年8月12日,完成系统级首飞技术评审。2008年8月27日,首架飞机正式转入试飞站。2008年9月26日,完成飞机系统级评审。2008年10月25日,飞机进行首次滑行。2008年11月9日,完成飞机级首飞技术评审。2008年11月12日,完成放飞评审。

    2008年11月28日13时23分,飞机历经约1小时的飞行后,平稳滑停在跑道上。

    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

    28年前,我国科技界开始了从科研到产业的第一次蜕变,全国第一家民办科技公司悄然成立。这个由几名科学家、科技人员组成的小小服务部,开启了中关村乃至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序幕。 

    三人吃蟹那是1980年的10月23日,“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一个既无工商注册、又无法人代表的组织在中科院的半间仓库里偷偷成立起来,其创立者包括三个人: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物理所一室主任陈春先,中科院最年轻的工程师、本行是原子弹设计的纪世瀛,以及中科院物理所高压电气技师崔文栋。在很短的时间内,服务部便团结了中科院和附近高校里的几百名科学家、教授和大学生,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取得报酬。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就这样诞生了。宗旨是技术扩散,以不要国家拨款、不要国家编制、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为原则。在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个服务部把等离子体及其有关技术推广应用到冶金、化工、科研部门,为有关单位研制新产品或解决新技术难题20多项,迅速取得了显著效益。突破从来都是艰难的。在与旧体制的斗争中,第一批“吃螃蟹”的创业者陈春先倒下了。“陈春先两袖清风,直到2004年英年早逝,临死的时候,为了生计连自己的家都出租了一间房子给别人……”说到这里,纪世瀛的思绪回到了28年前的那个晚上。一拍即合那是一个深秋的晚上,陈春先急匆匆地来到纪世瀛家———中关村88楼103号,一间筒子楼房。对于那个晚上纪世瀛一辈子也忘不了。“老陈,有事?”纪世瀛瞪大眼睛望着急冲冲的老陈不解地问。老陈还没回答就一屁股坐在一个方凳上。“老纪,你愿不愿和我一块搞个新试验?”这个没头没脑的问题使纪世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不是在跟着你搞高比压环核聚变实验吗?八九百万元的投资,还没搞完又要搞什么新试验?”“对!对……不,不,不对!我说的是要搞一个比这还要大的试验!”“更大的试验?比那个试验还要大?”“对!还要大,是更大更重要的试验,科研与生产之间的试验。”陈春先一口气讲了好半天,从美国旧金山附近的“硅谷”讲到波士顿附近“128号公路”,从台湾新竹的“科技园”讲到我们眼前的海淀区……

    “海淀区这个地区太适合搞技术扩散试验了,搞的好能很快形成技术密集企业特区,你想过没有?我可真忍不住了。”陈春先异常兴奋。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今年38了,难道一辈子就钻在实验室了?我看在科学院大墙里是很难发挥了。我就不信中国人不如美国人,我们也弄他个中国的‘硅谷’!”纪世瀛和陈春先一拍即合。

    “我早就感到中关村地区的强烈反差了,大墙内外两重天,墙内是中国科学院,集中了那么多人才,是世界上知识分子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墙外是东升公社,不敢说刀耕火种,也还是一点科技的味道都没有的笨工业……你说怎么干,我还是听你室主任的。”纪世瀛激情燃烧。“咱们就从咨询工作入手,听说市科协有个赵绮秋,她很支持咨询工作,请赵绮秋同志帮助打开一个口子!”赵绮秋当时是北京市科协科技咨询部负责人。

    那晚,一个了不起的事业开始了。科技火种几天后,在中科院的半间仓库里挤满了人。“一个物理所每天就是三万元的投入,产出是什么?应该向社会贡献什么?就是应该尽快把科研成果推向社会、为社会服务。我们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60年代初我国第一台激光器研制成功,比国外晚了不到半年,如今人家已经形成强大的激光工业,而我们的科研成果却仍然呆在实验室里……”陈春先从3次到美国考察旧金山附近的硅谷、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所形成的两个“技术扩散区”,讲到中关村知识高度密集,要搞适合中国的技术扩散区。接着是纪世瀛慷慨激昂的动员,陈述着宏伟的规划,立志要把中关村打造为“科技特区”。在这半间仓库里,几个人发出一个誓言,要建设中国的“硅谷”。小小的会场气氛热烈,赵绮秋同志的发言最给大家鼓劲。她代表北京市科协坚决支持大家大胆的探索和试验。“我愿意和大家一块儿干、一块儿探索、一块儿试验。”赵绮秋这最后一句话给大家吃下定心丸。“出了什么问题我跟你们一起承担责任。要想改革就别前怕狼后怕虎!”她习惯性地一挥手。在这半间仓库里一场变革启动了,中国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出现了,第一颗科技火种燃烧起来了。回忆那段经历,纪世瀛说,改革开放在中国科技界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革,对中国人的观念、中国的科技体制、经济体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民营科技企业的出现。她的出现,引起了一个崭新的思潮,引发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继而是各阶层的有识之士走向市场,走向经济,走向科技。风云乍起民营科技的出现打破了科技界的平静,科技改革风云由此乍起。如今的中关村已被称为中国新技术革命的摇篮和心脏。但是“28年前的中关村,就是个村庄的模样,周围是成片的农田,由科学院、北大、清华等组成的科学城曾在这个村庄里沉默了数十年。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服务部的成立,搅动了科学城这潭静水。以前科技人员、科研成果为国家垄断,深藏于大院大所。现在科技人员、科技成果进入社会、走向市场,首先受到新兴的企业群的热烈欢迎。乡镇企业、集体企业,新兴的研究机构,带着对科技的无限饥渴来到北京、来到中关村,“收购”科研成果,请求以前根本不可能一见的名教授、科学家到他们的工厂里指导生产。科学城沸腾了。科学城的教授、专家从服务部的红火看到了科技工作的新希望,只要服务部需要,他们就积极支持、参与服务部的新技术扩散工作。纪世瀛风趣地说,别看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连办公地点都没有的服务部,但是我们可以将各个方面的科技工作者都集中起来,解决生产科研中的问题,在此之前,中国没有一个单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民营的机制、没有市场的机制。科技流浪汉刘忠笃来了,上海医学专家潘云带着一批医学专家来了,山西的戴占明、内蒙古的安印荣……这些身怀“绝技”的科技工作者,千里迢迢打上背包来到中关村安营扎寨。民营科技机制的出现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整个科技体制。陈春先、纪世瀛等人首先遭到中科院有关部门领导的指责,在社会上也掀起轩然大波。他们被说成是“买空卖空”的科学“二道贩子”,搞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搞乱了科研秩序。科学院纪委立案审查,法院传讯,官司一直打到中央政治局。1983年1月,胡启立、方毅批示,陈春先、纪世瀛等人的做法代表了体制改革的方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要中央科技领导小组就此研究出方针政策来,这导致了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延伸阅读

    星火燎原

    “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成立像一颗火种,迅速蔓延。一个个民办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1983年成立了科海,第二年就有了四通和联想,到1987年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达到了520家,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正式形成,成为全国最大的微机与电子元器件信息产业技术市场。此后,全国各地纷纷营建自己的中关村,建立54个国家级和上百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区,而其中80%%以上的企业都是民营科技企业。民营科技开启了科技界的新时代。

    28年来,民营科技企业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支生力军迅猛发展,技工贸总收入、人均生产率、税收和出口创汇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到目前为止,全国民营科技企业已有16万多家;长期从业人员1500多万人;科技人员200多万人;民营科技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6000亿元;2007年民营科技企业技工贸总收入达到98000亿元;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中一个最富活力的增长点。

    第一次参加全球大气试验

    1978年12月18日,我国参加第一次全球大气试验热带海区观测的两艘海洋调查船———“实践”号和“向阳红09”号离开了黄埔港,乘风破浪向试验海区挺进。第一次全球大气试验是由世界气象组织负责组织实施的国际气象领域中的一项重要科研协作活动,从1977年12月至1979年11月进行,第一年为准备阶段,第二年为实施阶段。“实践”号和“向阳红09”号到热带海区参加观测,是我国参加这一试验所承担的一项任务。这两艘海洋调查船到指定热带海区主要是观测当地高空气象(包括风、压力、温度、湿度)和海面气象,以及水下的深度、温度等,为全球大气试验提供气象、海洋资料。参加观测的第一时段,为1979年1月5日至3月5日,第二时段,为5月1日至6月30日。

    第一次成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

    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

    运载火箭是把人造天体或宇宙飞船运送到预定轨道上的火箭。60年代中期,几乎在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同时,我国开始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到70年代末,已经具备了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能力。党中央决定,在1980年进行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试验,由此启动了我国尖端技术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试验活动。

    5月18日,巨型火箭从发射场升空后,数以百计的现代化测量通信设备,从我国本土十多个台站直至南太平洋上的测量船队,精确地测定、记录和报告着火箭的每一瞬间的飞行速度、高度和姿态。喜讯不断传来,“跟踪良好”,“飞行正常”。在南太平洋海域,随着一声巨响,火箭数据回收舱弹出,溅落在海面。潜水员跃入海中,抓住了回收舱。我国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任务,圆满完成。

    远程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表明我国的国防实力进一步加强,航天事业的发展也揭开了新的一页。

责任编辑:黑色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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